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行宪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揭幕。早在抗战之前的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就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于五月五拟定宪草，赋予总统统辖全国军队、宣战、媾和、缔约、大赦、特赦、任免文武官员的权力外，还有发布紧急命令之大权，世称五五宪草。然而由于寇入侵，没有实施。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又被排到程上来。

　召开国民大会，号称还政于民，要人民当家作主。但问题是，谁是人民？居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会也不能当家做主。农民也不可能选出真正代表本身利益的代议士，章太炎在民初就已指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代议，选出的必然是有权有势者，让土豪劣绅如虎添翼。这种现实到抗战胜利并无基本改变。如果国民不改变一专政，选出的国民代表也不过是亲国民的“土豪劣绅”选举既不能公正，选出的人也无代表可言。

　所以在战后民主的诉求下、马歇尔的调停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改组国民政府，另组具有较大基础的联合政府，然后准备行宪。

　政协经过二十一天的努力，拟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修正五五宪草，称为《政协宪草》，扩大了民主原则。蒋介石最初虽公开表示接受政协决议，但自始认为斯乃共产与民盟向国民夺权的阴谋，认为不是国民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精神的宪草，自然伺机破坏。

　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的方法是，不待改组政府，就先行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召集国民大会。在中共强力抗议下，蒋介石只允展期三天。当十五国民大会在南京揭幕时，中共与民盟拒绝参加，并为国共和谈完全决裂主要原因之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华府国务院电显示，国大召开后，蒋仍表示愿与中共和谈，显然是给美国看的一种姿态，同时想以既成事实，迫中共就范。然而中共坚持取消国大，回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以前之情况，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蒋遂即命令中共代表离京。（参阅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５７，７４）

　这个国民与若干花瓶召开的国民大会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闭幕，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一九四七年元旦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蒋介石有鉴于客观情势，有意于行宪后改组政府，转变“一训政”为“多训政”然而既容不下中共与民盟，只剩下“花瓶”则所谓“多训政”有名而无实，实际上仍然是国民一专政，更无以走上真正的民主宪政之路，只能搞假民主充数。

　假民主最可见之于伪选举。国民、青年、民社三协议部分代表名额由提名与支持当选，而事实上则是“定量分配”、“讨价还价”、“保障当选”甚至“中央竞圈”的局面。所以有许多人未选已经内定。投票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这一天的《大公报》报道首都南京“全市国旗飘场，如逢盛大庆典”“盛大庆典”的背后，则是蒋介石严令各地县长和专员，支持某人，某人一定要当选的专断。于是县政府不得已保留一部分票，以支持某人当选。如湖北省的选举，不过是走过场，大多数选票早已暗中填妥，随便发几张票给选民做做幌子，一切由保长及其爪牙控制。（参阅梁上贤《湖北省伪大选一瞥》，《湖北文史资料》第五辑）所有的竞争实际上只是国民内部的派系斗争，由于选举引发更为烈的团之争。

　这种样子的选举自然会闹双包案。如李宗黄是云南鹤庆人，由中央提名而径自当选，但云南省主席卢汉却另支持李耀庭当选鹤庆县国大代表。李耀庭当选后竟不能出席国大，乃告地状，后经陈立夫等人设法解决，结果两人都领到当选证书。诸如此类的笑话，不胜枚举。

　选举之后，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二，公布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筹委会。当时国共内战已打得烽火连天，战况已对国民不利，仍积极筹开国大选举正副总统，显然有鼓励士气以及以民主假象赢得美国更大支持的用心。国民政府遂于十二月二十五明令定于翌年（一九四八）三月二十九召集国民大会。

　大会开幕之前，由于选举纠纷摆不平，演出绝食、抬棺、霸占会场等闹剧，最后由便衣警察于‮夜午‬后强制移走，惊心动魄的第一幕，幸未闹得不可收拾。（参阅周剑心《国大琐忆》，《中外杂志》第十九卷第二期）第一届国大第一次会议遂得于三月二十九如期揭幕，蒋介石参加开幕典礼，并致词说：“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

　四月九，蒋介石以国府主席身份到会场做施政报告，主题不外经济与军事，他都表乐观。他说法币准备金额庞大，经济问题并不严重，更郑重宣示：“政府对剿匪军事有绝对把握，深信黄河以南匪，在六个月内可肃清，保证共匪要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引自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页一六七至一六八）他好像忘了两年前说过三到五个月内消灭共匪的话，现在改口说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匪，又是胡言语。这个时候国民在前方一直打着败仗，而这些败仗都是他亲自遥控指挥的，岂能不知败相，竟毫无顾忌，睁眼说瞎话，而代表们于听完报告后，居然“掌声凡数十次”亦可旁证这些代表所代表的是什么民意？

　不过，来自东北的代表可按捺不住，因为明明国民在东北节节败退，情况如此之糟，还要说不负责任乐观的话。他们不敢直接向蒋介石开炮，把箭头指向蒋介石手下的红人参谋总长、又在东北主持过军政五个月的陈诚，要求“请杀陈诚以谢国人，以振军心”在军事检讨会上，请求发言者特别踊跃，也就不足为奇了。

　北方代表在宴会上甚至当面促蒋介石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蒋介石的回答很妙，他说：“我不是诸葛亮，陈诚也不是马谡，怎么叫挥泪斩马谡？”他似乎不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马谡失街亭当斩，陈诚失东北不当斩吗？不过话说回来，失街亭是马谡自作主张的错误，而失东北乃陈诚执行蒋介石命令之故，该斩的是蒋介石自己。蒋介石听到请杀陈诚，能不如同身受，怒形于吗？他能杀一个替他背黑锅的人吗？

　国大的重头戏当然是选举总统，其实是选举蒋中正为总统，但是国大一开幕，蒋却戏剧的准备放弃竞选总统，颇堪玩味。就在国民大会开幕后一，也就是三月三十，蒋介石就派王世杰传话给胡适，将宣布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这突如其来的“出击”连聪明的胡适都被“”倒了，在记中写道：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的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三月三十一，胡适真的“严重地”考虑起来，上午约周鲠生来谈“请他替我想想”；下午又与王世杰长谈三小时。最后当晚上八点一刻，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接受了。不过胡适接受仍留有余地，他要王世杰转告几点：

　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胡适的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这种“余地”很容易被视为“客气”并不影响“接受”故胡适想了一晚之后，于四月一愚人节晚上去看王世杰“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显然“难以相信是真的”（“ｔｏｏｇｏｏｄｔｏｂｅｔｒｕｅ”）？选但是蒋介石仍在四月四召开的国民临时中全会上，宣读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提议一个无派人出来候选，并替候选人开了五条件：一、守法，二、有民主精神，三、对中国文化有了解，四、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五、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未指名道姓此候选人为谁，但胡适自己说：“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选”（见《胡适的记》手稿本第十六册）

　蒋介石要请胡适竞选总统，并由他亲自向国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名，可是会中除吴稚晖与罗家伦两人赞同蒋的提议外，其余出席者都坚决主张蒋为候选人，蒋乃中央常会决定，中常会决定拥蒋，于是胡适竞选总统的曲落幕。这一段历史正如当年所发生的，真实不误；蒋、胡之间的联系人是王世杰，王对此事有纪录，胡本人亦曾记此事。但怎样来解释这件事呢？王世杰向胡适说，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总统无实权，所以蒋情愿屈居胡下，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长。这种解释似乎言之成理，然事后证明，宪法问题难不倒蒋介石。老蒋当年哪里会为此小问题，而不愿做大总统呢？王又代蒋转告胡，蒋不当总统以便戡。这种从现实的考虑，当然有可能。如果再略事发挥一下，蒋一心一意要戡，极需美国人的大力支援，把胡适牌打出来，自可赢得山姆大叔的好感？选不过，冷静地想一想，蒋介石如果真的坚持不当总统，真的想请胡适竞选，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他的中央常会居然敢否决他的提议，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强人对他的执会、常会竟如此没有影响力吗？如果说是虚情假意吗，那又何必一再派王世杰去劝胡适呢？其目的又何在呢？真相到底如何？真是一头雾水？选

　事隔四十余年，当年的国代刘心皇无意中帮助我们揭开表象，见真相。刘氏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给李敖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关于蒋中正劝胡适竞选总统一节，我认为是蒋先生想请胡适代表社会贤达、代表清，发表声明，说：“当今之世，总统一职，非蒋中正先生担任不可。”当时，胡适被劝时，只说自己不能干，竟然不说拥护蒋先生干，蒋只有一劝再劝，希望胡领悟，讵料胡不唯不悟，竟终于答允，演成中常会反对，而蒋也终于接受他的中常会之拥戴，担任总统候选人了。（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一百期下册，页一Ｏ七）

　刘心皇的“认为”不仅如他所说另有旁证，别有前科，而且令人疑窦冰释，大有原来如此之感。原来蒋当总统始终不做第二人想的，原来蒋请胡竞选，是示意胡拥己，一再敦请，乃因胡不识相，希望他领悟。结果胡不但未领悟，还认为“蒋公是很诚恳的”居然假戏要真做。但假戏又何能真做呢？原来国民的中常会完全是先意承旨的，蒋完全是有成竹的。从“政治文化”（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层次看，蒋再度表演“以退为进”、“口是心非”的中国传统，以及再一次显他的性格。他是一有自大狂的人，再加上封建迷信，自以为真龙天子，天无二，哪肯屈居人下？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否则何必要清拥戴呢？

　戏演完之后，便是如何修宪以增加总统的权力。国大代表们遂于四月十八讨论宪法修改案，蒋介石首次以代表资格出席，入座第一号代表席，以一小时的快速顺利通过《动员戡时期临时条款》，完成三读程序，主要内容即为提高总统的职权。代表们在其他修宪部分争论烈，各不相让，独对提高总统职权，全无异议，可见极大多数的代表乃是忠于蒋介石的国民人马，所争者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人内部的权力斗争。蒋介石于四月十七召集全体国民代表训话，要他们“服从领袖、尊重纪”全体起立，一致接受，也就不必为异了。

　四月五国民中常委一致拥护蒋总裁为总统候选人，翌临时中全会也表示拥蒋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四月九，一百五十余名国代签署，请选蒋主席为总统，连署者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九人。选举总统的日子是四月十九，早上八时五十分开始签到，出席的代表、来宾、记者都十分踊跃，座无虚席。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宣布开票，结果蒋中正获得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陪选的居正仅得二百六十九票。全场鼓掌、高呼万岁。

　总统选举是一面倒的情势，没有人可以跟蒋介石竞选，居正陪选原本多此一举。然而副总统选举就大不一样，一人之下，群雄相争。有那么多候选人，主要也是由于蒋介石申明自由竞选的原则。这几位之中，蒋最顾忌的当然是桂系首脑李宗仁，孙科虽亦曾反过蒋，有过瓜葛，但毕竟是文人，而李不仅是军人，而且有实力，更何况战时的功勋以及战后的人望，在在使蒋感到威胁。

　然而李宗仁却不听桂系一白二黄的劝阻，甘冒蒋之多疑善忌，出面竞选。以他知蒋之深，当然估计到蒋会反对，但他认为蒋愈反对，他愈会当选。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完全是出自司徒雷登的策动”显然言过其实。现在司徒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全已公开，看不到“完全”与“策动”的痕迹，反而他对李宗仁当选后，能否起辅佐的作用，表示怀疑。

　蒋介石初闻李宗仁有意角逐副总统时，居然仍说内同志均可公开竞选，对任何人都毫无成见。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美联社记者得悉后，加以报道，哄传海内外，中外报章，尤其是美国舆论认为李之参选，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施。北大校长胡适也驰函鼓励：

　德邻先生：前天看报上记载，先生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我很高兴。从前我曾做“中国公学运动会歌”其第一章说：“健儿们？选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选大家向前。”此中“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此意出于新约保罗遗札，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我极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匆匆敬祝双安。胡适敬上，三十七年一月十一早。

　李宗仁顺着胡适公平竞争的意思，回信也鼓励胡适竞选大总统：

　适之先生：接到来信，承先生对于我参加竞选副总统的热情与鼓励，非常感谢。我的参加竞选，恰如先生所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得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的意义。昨北平新生报登载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中，有先生的名字，我以为蒋主席会竞选，而且以他的伟大人格与崇高勋望，当选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觉得先生也应本着“大家加入赛跑”的意义，来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此次是行宪后第一届大选，要多些人来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的精神，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敬祝大安。李宗仁。一月十四。（两函均见《胡适的记》手稿本第十六册，一九四八年一月）

　胡、李两函曾并刊于报端，颇令人注目，也颇为运动员式的民主精神以及李宗仁的竞选造势。也许由于此一背景，有不少大陆学者认为李宗仁出马，有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甚至说因有美国人撑，李才敢向蒋挑战，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耳之见。

　在蒋介石自由竞选的声明以及民主精神的鼓动下，国民元老程潜、于右任，以及民社的徐溥霖和无籍的莫德惠，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但这些人显非李宗仁的敌手，当李得悉孙科无意参选后，更感信心十足，于是就这样的，大张旗鼓地从事副总统竞选了。

　李于三月二十五自平抵京后，请见蒋介石，得到蒋氏对参选没有成见的保证。但是国民大会开幕之后，由于总统选举没有竞争的余地，副总统选举便显得特别热烈。当李宗仁的呼声愈来愈高，蒋介石开始不高兴了。据李宗仁本人的分析，原因大致是：

　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不愉之，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下去不可。（《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五九至八六○）

　蒋介石起初想用提名的方式，决定他所喜欢的候选人，派吴稚晖与张群以必须统一的意志为说，要李宗仁接受，遭李拒绝。李有更正大的理由：蒋既然一定要行宪，一切就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提名的诡计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九）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里，李宗仁可能是绝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ＣＣ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页五八Ｏ）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使他钻牛角尖越钻越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ＣＣ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页三三五至三四一），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ａｉmｐａｉｇｎ）。四月十九，蒋介石当选总统，翌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四月二十三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宫”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四月二十五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四月二十八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二十九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四三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的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xdx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竞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园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选”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页五八三）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五月二十，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人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熏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５）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蒋总统秘录》，页三Ｏ七八）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么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泽东，也容不了国民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９）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页六十至六十一），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一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化内的斗争，暴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ＣＣ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