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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井:6-9
 六、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别。但是,爷爷们的死亡,却又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他们仿佛是同一条绳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断裂的时候一起断裂了。

 让我们为死去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让我们为活着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今世里平安。

 《圣经》中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干了。

 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请去,让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办宴席的时候,是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回去。

 爸爸说,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了下来。他悄悄起地来到身边,要帮推磨子。然而,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一句也听不懂。

 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松了手。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发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下来。

 好在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离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求救。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的事情来?"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料事如神的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晰。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宁萱,我给你讲述爷爷的故事,是想告诉你:我的祖辈是农民,赤脚踏着大地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子弟。这种我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换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我写什么、不写什么,乃至于怎么写。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

 正如伟大的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史怀哲所说:"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是的,文字缘于生命,文字必须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真正的、以善为准则的"美丽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语的领袖讲话、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报、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论文,体现的仅仅是权力的转移和张扬,表达的仅仅是对个体的奴役与统治。它们是恶的,假的,也是丑的。

 我的写作,就是跟这类文字和语言的对抗,跟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望对抗。

 我的写作,与爷爷们以及千千万万跟他们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刻,我都不会背叛这一原则。

 宁萱,我们不必悲哀,也不必难过,因为:"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一月二十三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时,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边读一边流泪,顾不上周围还有同事。秘书小姐吃惊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还装出一副笑脸来劝走她。

 你的一生也是那样的不容易,她跟我倒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你更加幸运一点,她现在还活着,她看到了子女、孙辈乃至重孙辈的成长,她享到了几分迟到的幸福。

 你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你还头脑清晰,时常跟孙辈一起打麻将。我立刻就想,要是我能够这样,那该多好!以后,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个小村子,回去见你的——也是我的。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顿江南的小菜来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场,你是一个好样的农民的孩子。这也正是我尊重你、爱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软弱,又坚强。正是这样,你才真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泊和眼泪,我们才有战胜恐惧的希望。每一个没有被恶征服的人,都是心里充满爱的人。

 在我们的爷爷们的眼睛里,我们的们就是他们的"海伦";在我们的父亲们的眼睛里,我们的母亲们就是他们的"海伦"——美貌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契合。

 其实,每一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萧红是萧军的海伦,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海伦,石评梅是高君宇的海伦…在情人、爱人的眼睛里,那个真爱的女,总有着西施一样的美貌和气质。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伦呢?

 英年早逝的台湾散文家林耀德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海伦》的文章。他介绍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菲里斯和埃里蒂斯,他们都以"爱琴海的歌手"的浪漫头衔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海伦作为哀伤的主题。

 林耀德很羡慕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写道:"希腊现代诗人背负着积累了数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历史与神话,面临了荷马以降宏伟的文学典范带给他们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能得天独厚,降生在充满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和岛屿上,可以任凭心智滑翔在奥林匹斯山布满白雪的峰顶,又可以任凭自己的躯体浸染在爱琴海畔那透明的蓝色之中。"他们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的包袱也是他们的财富。

 地中海上阳光灿烂,他们的心灵也阳光灿烂。在阳光中的爱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里蒂斯笔下的美人海伦,是一个神秘而超越时空的象征;而菲里斯笔下的海伦则是一个幻影,是一件空的白袍子,无数人为了这一虚无的美丽而被惨烈地屠杀了。这难道是美丽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有错的并非是女的美丽,而是男人的恶。美丽本身是高贵的,美丽难道是一种错误吗?错的是那种妄想独自占有美丽的狭隘心理,它最终导致了美丽的毁灭。

 海伦生活的爱琴海,我觉得不如翻译成"爱情海"。中学时候学地理,我就把"爱琴海"写成"爱情海",后来还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笑话。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译,我一点也不服气。我始终认为,这片海洋是专门为爱情而诞生的。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海伦其人呢?几百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对海伦其人其事进行了艰苦的考证,至今还是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无用功"——学术没有必要进入神话的领域。我宁愿赞同林耀德的这个观点:"古代的海伦也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串风铃、一朵不凋谢的石榴花、一袭神奇的幻影、一个化身万千的精灵,出入神话,隐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她是最虚假的真实,又是最真实的虚构。"

 我正躺在上读这本新买的《林耀德散文》,然后掏出纸来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不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照样躺在上。字迹当然显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读,一定能够认识所有的字。

 跟你打电话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

 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拿着手机,躲进小小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然后轻轻拨通你的电话。这里是一个最私密的空间,谁也听不见我们俩亲密无间的对话。

 有时,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门。等我出来,还来不及开口,小星就冲着我大声喊:"一天到晚,写什么信,打什么电话!只有废话没有行动!你爱他,就赶紧付诸行动,冲到北京去拥抱他、嫁给他!现在不是一个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样可以主动!"

 小星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却把我给逗笑了。小星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普通文员,比我还要小两岁。在办公室里,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后,她却是我最亲密的小姐妹。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衣服,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而我跟你之间的交往,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小星大学刚刚毕业,在恋爱和事业上都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所以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类"的神态。在爱情问题上,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只要爱,就立即用行动来实现。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获"的。小星说,现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发现一个,就要毫不犹豫地"准确出击"。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永远接受他。"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莹是个才女,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小星喜欢陶晶莹的歌,不过,她这个时候大声唱,让我的信几乎都写不下去了。

 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这首歌"鼓励"我呢。不过,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形容你,倒是满贴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爱的男人。

 看到神采飞扬的小星,我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我原来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爱情,可是跟她相比,还是显得略逊一筹。

 小星的意见,与你的愿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吗?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二十八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宁萱:

 你在信中谈到了海伦。是的,每一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宁萱,你就是我的海伦啊。

 为了你,我愿意发起一场"战争"——一场与昨的我的战争、一场与一切黑暗势力的战争。我要做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人。爱情多么神秘,它让人变得更加纯洁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总在远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

 父亲说,穷不是辱,懒惰才是可的。父亲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念《人民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工贼、叛徒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口戴着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

 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云;

 一丝在你的威力下息着,分有

 你浩然之气的波,只赶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

 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

 吹起我来吧,像一丝,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着一个

 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报》被荷实弹的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个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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