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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宏嘉·陈紫芝&mi
 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今馈烛二梃、藕数斤,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望抄家处死。王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望喜食驴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即肥大可食,如豆腐。若中丞偶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望事败,归于和,而和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王,传谓“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其一)

 香稻入惊吐(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请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如贫,长袖轻裙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深燕子楼。(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江苏常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复以和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的心腹,但和羽中,蒋赐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望的宠妾?

 以王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戏,在东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亵,关自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坐,于易简竟至长跪,无之极!

 当和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的奥援,了无所惧。和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王杰尤恶和,《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和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赧然。

 王杰对和的态度,虽出于本,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市恩于师傅。”高宗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入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读纲鉴,深知大权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博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为和,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死,使监福长安诣。和死所诡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援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察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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