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刘统勋·海兰察·讷亲·张廷玉·汪由敦·史贻直·高恒父子·和门下
与钱南园同时，又有《烧车御史》。“十朝诗乘”载：
和盛时，其家奴势焰张甚，横行京外，莫敢究语。其折之以法者，独谢芗泉侍御与武虚谷大令。芗泉以御史巡城，遇仆于途，控怒马，引朱轩，扬扬自得。芗泉之下，责其僭妄，即道旁笞之，并火其车，世称“烧车御史”陈散原尝见其遗墨，以片楮书“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其子兴垣旁注，称为“临终之笔”
散原题诗云：“烧车御史不再得，百余年间诵孤直，当时为国护制度，九衢煌煌贯白
。
中有道匪袭取，死生一条见遗墨。至今传玩起嗟叹，此是孤儿眼中笔。”当焚车事闻，有诏令指实其僭，以车已焚，无左验，坐罢官。败，以主事起用，官至员外郎。嘉庆中，其子兴，以固始令卓荐入觐。上曰：“此烧车御史子也。”询前事嗟惜，特擢成都守，芗泉为不朽矣。
按：谢芗泉名振定，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翰林。五十九年考授御史，第二年奉命巡视东城。违制乘车者，是和妾弟。谢兴引见，时在道光，非嘉庆。宣宗因谢兴背履历时，京语琅琅，问起来才知他从小生长京城，为谢振定之子。又兴引见时官河南裕州知府，特擢四川叙州知府。《十朝诗乘》所记微有不符。
与谢芗泉遭遇相仿者，复有曹剑亭，名锡宝，浦东南淮人，乾隆三十一年翰林，五十年特授陕西道御史。《清史稿》本传：
时协办大学士和执政，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锡宝将论劾。侍郎南淮吴省钦，与锡宝同乡里，闻其事，和方从上热河行在，驰以告和，令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其迹。
锡宝疏至，上诘和，和言平时戒约严，或扈从
久渐生事，乞严察重惩。乃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上召锡宝诣行在面诘，锡宝奏全倚势营私，未有实迹，第为和杜渐防微，乃有此奏。复谕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等复询，锡宝又承杜渐防微，语失当，请治罪，下部议当左迁。上手诏略言平时用人行政，不肯存逆诈亿不信之见，若委用臣工，不能推诚布公，而猜疑防范，据一时无
之谈，遽入人以罪，使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断无此政体。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托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五十七年卒。当时朝士，皆轻和，即或因利害关系，不能不往还，亦不过虚与委蛇。惟有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公然依附。省钦乾隆二十八年进士，朝考第一，点庶吉士，时年最少，省钦有纪恩诗并注云：
尧廷列跽姓名通，诏傍阶墀览下风（引见官跽处，距阶例二丈许，是
命移近至阶下），誉忝朝元珠错落（新进士试保和殿，第一者谓之“朝元”时钦忝此选），迹联馆少玉玲珑（馆选齿最少者，谓之“馆少”省钦与海宁祝德麟、寿光李铎司列一等，其年皆只二十）。丹毫结体天旋左（名折既下，丹圈者庶吉士，尖者分部额外主事，连点者知县候选，御笔圈处，皆由左而右，丹迹宛然），黄闼凝晖正中。好与元和征故事，喜欢三十二人同。又大考擢侍读云：
天门诛
曳青，甲第联衔候试差，月旦待题名士重，风仪难信病坊谐（朔引见，应出试差人员，坊缺中有年老者，遂命大考）。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雩适致斋，馆吏一时喧走语，笔
砚匣细安排（自壬戌后，届六年即举大考于西苑，时值雩典）。文囿宏开曙
霎，羽林双引翰詹齐，抱从佛脚灵当乞，仰过天颜候渐稽。荐寝拜沾嘉果赐，留田策罢远粮赍，茂先王佐臣何有？惭愧枋榆斥低（试拟张华鹪鹩赋：新疆屯田议。紫
朱樱出上阑诗）。白华朱实捧宸赓，草屋标题兆豫成（省钦自号白华，伏闻御制朱樱诗，首联有“白华细语三冬月，来实纷垂首夏天”之句），新进无资还
卷，故人有分辄连名（省钦列一等第一，褚侍讲廷璋一等第二，自召试朝考，省钦名皆在褚上）。寸心得失终难问，鼎甲回翔暂比荣（一等例止三人），今后好修衷倍矢，敕头何易副亲旌（历奉谕旨，观其文，复观其人，亲定等第）。按：壬戌者乾隆七年。翰詹大考，始于雍正十一年，至壬戌定制为六年一举行，此即吴省钦诗所谓“六年大比宜循典”照此计算乾隆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三十一年、三十七年各有大考。兹以诗中叙事考证，吴省钦乃乾隆三十一年应大考。《高宗本纪》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戌，上诣黑龙潭祈雨。”此即“雩典”
膺馆选者，三年散馆，分别去留，散馆试例在四月下旬。吴省钦三十一年散馆授职编修，五月初一引见，旋应大考，以一等第一擢侍读，升迁如此之速，且年未三十，何必依附和？至于其弟省兰，至乾隆四十三年，始成进士、点翰林，省兰为和家西席。至嘉庆三年，吴省钦授左都御史。和一败，省钦亦革职，而其同乡曹锡宝则追赠副都御史。《清史稿》曹锡宝传云：
仁宗亲政诛和，并籍（刘）全家，乃追思锡宝直言，谕曰：“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彼时和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
嘉庆之初，下诏求直言。此为历代天子即位后，例行的故事。但嘉庆亲政求言，则有特殊的目的，即希望言官对和群起而攻。《清朝野史大观》载一文，题曰《嘉庆初年谏臣》，其中有可资为谈助者，引录注释如下：
广公泰，满洲人，下诏时，泰与广兴首先应诏，参劾和
慝诸款，即时伏法。广泰隶镶蓝旗，姓氏不详。约乾隆五十年前后由户部员外补授江西道御史。广兴，号晴溪，字赓虞，姓高佳氏，隶镶黄旗，乾隆五十六七年由礼部郎中补授江南道御史。广兴当是高朴之子。高朴及其父高恒，皆以贪黩被诛。而高恒为皇贵妃高氏胞兄，当获罪时，傅恒为之缓颊，请推皇贵妃恩贷死。乾隆反问：贵妃兄弟犯法，可不死，皇后兄弟犯法又如何？傅恒战栗失
。因为这话正就是指傅恒而言。乾隆裁抑外戚，手段狠辣，甚至连太后的面子都不顾。高贵妃一兄一弟皆伏法，此为前朝所无之事。但高恒父子不幸是生为汉人，乾隆藉此以儆满洲、蒙古的椒房贵戚。俗云“借人头”正此之谓。
按：嘉庆亲政，首劾和者，为高邮王念孙，时官吏部给事中。劾和为陈奏剿川楚教匪六事之首。《清史稿》本传谓“援据经义，大契圣心”此必对诛和如何不悖孝道，有所发挥，立言得体，故合帝意。其子引之，即于是年中探花。
嘉庆于颁遗诏
，宣布和罪状，大罪二十款。《
冰室野乘》作者李岳瑞，曾亲见当时奏陈和供词原件，其中颇有异闻，试摘数条如下：又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丰绅殷德为和子，即尚和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
又太上皇帝所批谕旨，奴才因字迹不甚认识，将折尾裁下，另拟进呈，也是有的。又因出宫女子爱喜貌美，纳取作妾，也是有的。
又苏凌阿年逾八旬，两耳重听，数年之间由仓场侍郎用至大学士，兼理刑部尚书。伊系和琳儿女姻亲，这是奴才糊涂（琳，弟也）。
福康安受乾隆之眷爱特深，别自有故，已如前述，而竟亦不得不行贿于和。海兰察为乾隆朝名将，黑龙江索伦人。一言为“鱼皮鞑子”即肃慎系的赫哲人，世居伯力东北的松花江两岸，夏日以鱼皮为衣。鱼皮取之于鲑鱼，用特殊技巧剥皮，以木槌击落其鳞，使之柔软，制以为衣。
海兰察生有异禀，骁勇善战，复多智计。为阿桂所识拔后，乾隆用之以佐福康安。可以说福康安的仗，大部分是他在打。以功封一等公，殁于乾隆五十八年，谥武壮。病殁者本不得入昭忠祠，乾隆以海兰察受伤多次，特许入祀。他是乾隆的爱将，又有福康安的倚重、阿桂的回护，而亦不能不对和厚馈，可以想见和当时的权势。
继公善满洲人，虽为和相所引，无所依傍。时绎科场皆近臣子弟藉以进身，顶冒传递之弊不胜言。善首论之，场务始肃，迁太仆寺卿。八旗士卒蓄养马匹，多有冒领干饷，饲者十不二三。出牧时啖番使以金帛，为蒙古所哂。善复犯众怒言之，弊遂清，满洲人恨入骨。至验马
，众误以戴菔塘（璐）为善，殴之几毙。按：《清朝野史大观》所收“嘉庆初年谏臣”采自《啸亭杂录》。书为礼亲王昭所著，生前未梓行。至光绪初年始由醇亲王奕谖就其府邸搜集原稿，请人修订增删以付梓，事过境迁，所记间失真相。如“继善虽为和相所引”云云，语气失实。
和将六部满洲、蒙古司员庸弱无能者调补御史，并非援引而有投闲置散之意。其间自不免有意排挤，俾便位置私人。如继善，本为吏部员外，嘉庆二年补授福建道御史。满洲部员，俸满多能外放，而满洲御史俸满则多授给事中，冷衙闲官，默然无声，为李慈铭讥为“仗马”不过点缀朝仪而已。继善后亦由福建道御史转刑科给事中。观其陈奏，实为满员中佼佼者，而任太仆寺卿，整肃马政一事，实为难得。《清史稿》兵志十二：
清初沿明制设御马监，康熙间改为上驷院，掌御马。御马以备上乘，畜以备御者曰内马，供仪仗者曰仗马。御马选入，以印烙之，设蒙古马医官疗马病。上巡幸及行围，扈从官弁各给官马，以副都统或侍卫为放马大臣主其事。
上谒祖陵需马二万三千余匹，东西陵需马四千三百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迨乾隆时，每扈从用马匹辄二万余。嘉庆中物力渐耗，停木兰秋。十二年，减额马之半。道光九年，如盛京谒陵，额马视乾隆时约略相等，计取给场马暨各盟长所进，盖二万六千余匹云。
嘉庆朝“减额马之半”犹须一万余匹，而此只是供御厩之用，此外京中八旗及各驻防营马，总计约十一万匹，马干岁费四十四万两。易言之，每匹马每年的草料，仅费银四两，当然是不够的，因而有“出青”之制，即继善奏中之所谓“出牧”《清史稿》兵志十二又云：
天聪时，征服察哈尔，其地宜牧马蕃息。顺治初，大库口外设种马场，隶兵部。康熙九年，改牧场属太仆寺，分左翼右翼二场，均在口外。…置牧长、牧副、牧丁任其事，辖以协领翼长总管，官兵皆察哈尔蒙古人充之。饲秣所需木槽、镞、镢、铁、杓，每群各二，五年之一给之。总管三年番代。二十四年，定牧群牲畜岁终汇报增减数目，视其赢绌，以第赏罚。二十六年，令八旗豢马，
夏驱赴察哈尔牧放曰出青，秋冬回圈曰回青。四十四年，将军杨福，请市马给兵丁，上不许。谕曰：“朝廷屡以太仆寺场马，并茶马给各兵丁，故无赔马之苦。历观宋明议马政，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最善，水草肥美，不縻饷而孳生甚多。如驱入内地牧之，即费万金不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