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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舒芜
 何满子文:“…舒芜绝不是悲剧人物。…他确实有点像,或故意装得像是‘经历了实现自我,失落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的过程’;所断然不同的是,他的‘失落自我’正是他的‘实现自我’,对他的最不幸的是,他的‘实现自我’只实现了两年就栽了。就其终极意义说,这场实现是失败了。那失败的标识是胡风冤案的平反。正是由于这致命的失败,为了维持自己可怜的‘存在’,他才嚷着要‘回归’,回归他那学者牌的以尾巴为旗竿的土地庙了。

 “拿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相提并论是比拟不伦的。…这些学者只是否定自己,牺牲自己,没有为了自拔泥潭自致于青云而向当权者告密以出卖同行,怂恿并误导出一场震惊中外的冤案。因此冯友兰的失落只限于个人命运中的失落。…

 “…献出胡风的私人信件,择并进行恶魔化处理的《关于胡风反(后改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1955年5月13

 “…觑准了时机,提供了制造冤案求之不得的东西。舒芜完成了他的‘自我实现’,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人物,到处做报告慷慨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

 “姚文元之辈就是看舒芜逢君之恶,咬人整人得到赏识…才跟着学着而爬上去的…可算是舒芜的私淑弟子,不过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罢了。”(摘自《文学自由谈?回到起点》1997年第6期。)

 假如没有舒芜,反胡风运动就不会有么?反右就不会搞了?文化大革命呢,是不是也不搞了?

 假如没有舒芜,就不反胡风,不反右,不文化大革命,何只知识分子蒙冤,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冤狱都不会铸成,那么这个舒芜真该千刀万剐,该杀,该宰,剁成酱!

 读了《文学自由谈》1997年6期何满子的《回到起点》我的脑中便盘旋着这些念头。

 记得,我刚接触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反胡风运动。揭发胡风的三批材料,以及那个著名的《人民报》编者按。当时我是一篇一篇,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了,当时我刚十七岁,却感到十分震吓,不都是私人信件吗?怎能做为罪证,公开在报纸上?宪法不是规定:人民有言论通信自由吗?

 是的“因构陷冤案成了告密标兵,报章大肆表扬,成为风云儿,到处做报告,慷慨昂地现身说法,舒芜达到了他一生中‘自我实现’的光辉的顶点。”但是那时稚的我,却也并不当他是英雄——我们民族的传统教育,我的良好的家庭教育,从小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我决不盲从。我记忆中,吕荧曾站起来替胡风辩护,当即遭到批头盖脑的挞伐,而吕荧却为我留下了永衡的印象,我赞赏吕荧!

 两年以后,开展了复盖面更大的“反右运动”,舒芜成了右派,我的心又是一惊,觉得这个舒芜真是悲剧人物!

 是的,舒芜和冯友兰等学者文人的“自我否定”绝然不相类。所谓右派,成千上百万,哪一个不是乖乖的把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真心诚意地作践自己?舒芜和大多数右派也是不相类的。但是像舒芜这样的人,就不算是悲剧人物了吗?他也应当算悲剧人物,只是不同意义的悲剧人物罢了!

 什么时期有什么时期的道德标准。运动来了,揭发检举,反戈一击,都是革命义举,是大义灭亲,是大大的英雄!“忠不忠”,才是唯一的尺度,唯一的界限,唯一的道德标准。但像这样的“英雄”,为数不是很多。反胡风不就是一个舒芜吗?历届运动,揭发检举,敢于撕破脸,面对面地打自己父兄耳光的人,也不是大多数。但一时间,他们推波助澜,威风不小,贻害无穷!

 文化大革命中多少红卫兵革命小将不是从造自己家庭的反,供出自己的亲爹亲妈,而扬名的吗?就更甭提那些对同学同事亲戚朋友“反戈一击”的了。

 “忠不忠”,对谁“忠”?“忠于谁”?谁是主宰?谁是全知全能?谁是最大的大局?不是舒芜,不是姚文元,不是红卫兵小将,不是那些大义灭亲者,绝对不是的。就我所知那些运动中反戈一击,那些大义灭亲的英雄,抹着良心说假话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红卫兵小将当年多威风,下场好吗?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千真万确!一个一个英雄好汉,到头来都是一个一个小丑,身败名裂。这样的人,怎能不算悲剧人物呢?我以为,他们是最悲剧的悲剧人物!

 小丑毕竟是小丑,他只能谄媚,被利用。假如没有舒芜,主宰者,也是要反胡风的,胡风是搞定了的。没有舒芜,可以另想办法下刀子嘛!舒芜献出的只是“私人信件”“释并进行恶魔化处理”才是胡风冤狱“真正的主宰”,否则“私人信件”,永远是“私人信件”!

 也只有政治昌明,胡风才得以平反,多少冤假错案才能够昭雪。也只有政治昌明,水落石出,算是对舒芜这类人的灵魂振救,才会有“舒芜的忏悔”!

 好像是巧合,1957年19岁的我,也被划为右派,恰恰也是因为“私人信件”之前,我无意给中学班主任老师的一封信中,有同情沙河的言辞。老师把这封信寄来北京揭发,于是我被待反动思想,从此堕入万丈深渊,我的青春,我的人生最欢乐的时光,立时化为灰烬。1997年当我重返故里,与阔别43年的中学同学蓉城相聚,都惊讶我尚活在人世!并慨叹揭发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有逃脱划右派的可悲的命运,一辈子窝窝囊囊。

 当然,我与胡风事件相距甚远,但多少有些类同。我在思索我的人生时,也很自然想到胡风,想到我的班主任,也就想到了舒芜。幸运的是我的年龄比胡风,要小得多,所以我活着。(写于北京东高地1998年8月83/28/07修改,1/16/08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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