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七
　◎道学二（程氏门人）

　○刘绚 李吁 谢良佐 游酢 张绎 苏昞 尹焞 杨时 罗从彦 李侗

　刘绚字质夫，常山人。以荫为寿安主簿、长子令，督公家逋赋，不假鞭扑而集。岁大旱，府遣吏视伤所，蠲财什二，绚力争不得，封还其楬，请易之。富弼叹曰："真县令也。"元祐初，韩维荐其经明行修，为京兆府教授。王岩叟、朱光庭又荐为太学博士，卒于官。绚力学不倦，最明于《秋》。程颢每为人言："他人之学，敏则有矣，未易保也，若绚者，吾无疑焉。"

　李吁字端伯，洛人。登进士第。元祐中为秘书省校书郎，卒。程颐谓其才器可以大受，及亡也，祭之以文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学，能使学者视仿而信从者，吁与刘绚有焉。"

　谢良佐字显道，寿上蔡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登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官京师，召对，忤旨去。监西京竹木场，坐口语系诏狱，废为民。良佐记问该赡，对人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彻，则颡有泚。与程颐别一年，复来见，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尔。"颐喜，谓朱光庭曰："是子力学，切问而近思者也。"所著《论语说》行于世。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人。与兄醇以文行知名，所皆天下士。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以进道。程颢兴扶沟学，招使肄业，尽弃其学而学焉。第进士，调萧山尉。近臣荐其贤，召为太学录。迁博士，以奉亲不便，求知河清县。范纯仁守颍昌府，辟府教授。纯仁入相，复为博士。签书齐州、泉州判官。晚得监察御史，历知汉军、和舒濠三州而卒。

　张绎字思叔，河南寿安人。家甚微，年长未知学，佣力于市，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预乡里计偕，谓科举之习不足为，尝游僧舍，见僧道楷，将祝发从之。时周行己官河南，警之曰："何为舍圣人之学而学佛？异程先生归，可师也。"会程颐还自涪，乃往受业，颐赏其颖悟。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颐尝言"吾晚得二士"，谓绎与尹焞也。

　苏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学于张载，而事二程卒业。元祐末，吕大中荐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书入籍，编管饶州，卒。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长子源字子渐，是谓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师鲁，是谓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员外郎。林生焞。

　少师事程颐，尝应举，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焞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对而出，告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火享〉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焞之从师，与河南张绎同时，绎以高识，焞以笃行。颐既没，焞聚从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师道荐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留，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学穷根本，德备中和，言动可以师法，器识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无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处士以归，使焞韬藏国器，不为时用，未副陛下侧席求贤之意。望特加识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报。

　次年，金人陷洛，焞阖门被害，焞死复苏，门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聘焞，不从则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阆，得程颐《易传》十卦于其门人吕稽中，又得全本于其婿邢纯，拜而受之。绍兴四年，止于涪。涪，颐读《易》地也，辟三畏斋以居，邦人不识其面。侍读范冲举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以疾辞。范冲奏给五百金为行资，遣漕臣奉诏至涪亲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颐而后行。

　先是，崇宁以来，锢元祐学术，高宗渡江，始召杨时置从班，召胡安国居给舍，范冲、朱震俱在讲席，荐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谏公辅上疏攻程氏之学，乞加屏绝。

　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颐之学惑天下。焞实师颐垂二十年，学之既专，自信甚笃。使焞滥列经筵，其所敷绎，不过闻于师者。舍其所学，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进。胡安国奉祠居衡，上书言："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不从程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

　朱震引疾告去，时赵鼎去位，张浚独相，于是召安国，俾以内祠兼侍读，而上章荐焞，言其拒刘豫之节，且谓其所学所养有大过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国门。复以疾辞，上曰："焞可谓恬退矣。"诏以秘书郎兼说书，趣起之，焞始入见就职。八年，除秘书少监，未几，力辞求去。上语参知政事刘大中曰："焞未论所学渊源，足为后进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气象。"乃以焞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荐焞自代。辅臣入奏，上惨然曰："杨时物故，胡安国与震又亡，朕痛惜之。"赵鼎曰："尹焞学问渊源，可以继震。"上指奏牍曰："震亦荐焞代资善之职，但焞微聩，恐教儿费力尔。"除太常少卿，仍兼说书。未几，称疾在告，除权礼部侍郎兼侍讲。

　时金人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焞上疏曰：

　臣伏见本朝有辽、金之祸，亘古未闻，中国无人，致其猾。昨者城下之战，诡诈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迁，宗社之危，已绝而续。陛下即位以来十有二年，虽中原未复，仇敌未殄，然而赖祖宗德泽之厚，陛下勤抚之至，亿兆之心无有离异。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崩问遽来，莫究不豫之状，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梓宫、请问讳为事。今又为此议，则人心去，祖宗积累之业，陛下十二年勤抚之功，当决于此矣。不识陛下亦尝深谋而虑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

　《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又况使人之来，以诏谕为名，以割地为要，今以不戴天之仇与之和，臣切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国内，惧我袭己，故为甘言以缓王师。倘或果然，尤当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尚何和之为务？

　又移书秦桧言：

　今北使在廷，天下忧愤，若和议一成，彼益强，我益怠，侵寻朘削，天下有被发左衽之忧。比者，窃闻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闻金人悔过，还二帝于沙漠。继之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贪噬之，不言可见。天下方将以此望于相公，觊有以革其已然，岂意为之已。甚乎。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内则进君子而远小人，外则赏当功而罚当罪，使主上孝弟通于神明，道德成于安强，勿以小智孑义而图大功，不胜幸甚。

　疏及书皆不报，于是焞固辞新命。

　九年，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辞，且奏言：

　臣职在劝讲，蔑有发明，期月之间，病告相继，坐窃厚禄，无补圣聪。先圣有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当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茅，误膺召用，守道之语，形于训词，而臣贪恋宠荣，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举，获怀利苟得之人。此当去者二也。比尝不量分守，言及国事，识见迂陋，已验于今，迹其庸愚，岂堪时用。此当去者三也。臣自擢官，未尝供职，以疾乞去，更获超迁，有何功劳，得以祗受。此当去者四也。国朝典法，揆之礼经，年至七十，皆当致仕。今臣年齿已及，加以疾病，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此当去者五也。臣闻圣君有从之仁，匹夫有莫夺之志，今臣有五当去之义，无一可留之理，乞检会累奏，放归田里。

　疏上，以焞提举江州太平观。引年告老，转一官致仕。

　焞自入经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礼留之；浚、鼎既去，秦桧当国，见焞议和疏及与桧书已不乐，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复留。十二年，卒。

　当是时，学于程颐之门者固多君子，然求质直弘毅、实体力行若焞者盖鲜。颐尝以"鲁"许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见于《涪陵记善录》为详，有《论语解》及《门人问答》传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关西张载尝著《西铭》，二程深推服之，时疑其近于兼爱，与其师颐辨论往复，闻理一分殊之说，始豁然无疑。

　杜门不仕者十年，久之，历知浏、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张舜民在谏垣，荐之，得荆州教授。时安于州县，未尝求闻达，而德望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号曰山先生。

　时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引旧德老成置诸左右，庶几犹可及，时宰是之。会有使高丽者，国主问山安在，使回以闻。召为秘书郎，迁著作郎。及面对，奏曰：

　尧、舜曰"允执厥中"，孟子曰"汤执中"，《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历世圣人由斯道也。熙宁之初，大臣文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更殆尽。元祐继之，尽复祖宗之旧，熙宁之法一切废革。至绍圣、崇宁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灭其迹。自是分为二，缙绅之祸至今未殄。臣愿明诏有司，条具祖宗之法，著为纲目，有宜于今者举而行之，当损益者损益之，元祐、熙、丰姑置勿问，一趋于中而已。

　朝廷方图燕云，虚内事外，时遂陈时政之弊，且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省转输之劳，募边民为弓弩手，以杀常胜军之势。"又言："都城居四达之衢，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卫，士人怀异心，缓急不可倚仗。"执政不能用。登对，力陈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乞为《宣和会计录》，以周知天下财物出入之数。徽宗首肯之。

　除迩英殿说书。闻金人入攻，谓执政曰："今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论黯之才，未必能过公孙弘辈也，特其直气可以镇雄之心尔。朝廷威望弗振，使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要害之地，当严为守备，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之自困。若攻战略地，当遣援兵追袭，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且谓："今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不除，人谁信之？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之先务也。"

　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统一。时言："唐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用兵，犹不免败衄。今诸路乌合之众，臣谓当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贯为三路大帅，敌人侵疆，弃军而归，孥戮之有余罪，朝廷置之不问，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继而遁。当正典刑，以为臣子不忠之戒。童贯握兵二十余年，覆军杀将，驯至今，比闻防城仍用阉人，覆车之辙，不可复蹈。"疏上，除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初退，议者割三镇以讲和，时极言其不可，曰："河朔为朝廷重地，而三镇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战而后得之，一旦弃之北庭，使敌骑疾驱，贯吾腹心，不数可至京城。今闻三镇之民以死拒之，三镇拒其前，吾以重兵蹑其后，尚可为也。若种师道、刘光世皆一时名将，始至而未用，乞召问方略。"疏上，钦宗诏出师，而议者多持两端，时抗疏曰："闻金人驻磁、相，破大名，劫虏驱掠，无有纪极，誓墨未干，而背不旋踵，吾虽专守和议，不可得也。夫越数千里之远，犯人国都，危道也。彼见勤王之师四面而集，亦惧而归，非爱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与之，是助寇而自攻也。闻肃王初与之约，及河而返，今挟之以往，此败盟之大者。臣窃谓朝廷宜以肃王为问，责其败盟，必得肃王而后已。"时太原围闭数月，而姚古拥兵逗留不进，时上疏乞诛古以肃军政，拔偏裨之可将者代之。不报。

　李纲之罢，太学生伏阙上书，乞留纲与种师道，军民集者数十万，朝廷防之。吴敏乞用时以靖太学，时得召对，言："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择老成有行谊者，为之长贰，则将自定。"钦宗曰："无逾于卿。"遂以时兼国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属，新进少年，未必贤于六曹长贰。"又言：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飨孔子庙庭。今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以文言，变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之事，若合符契。其著为说以涂学者耳目，而败坏其心术者，不可缕数，姑即一二事明之。

　昔神宗尝称美汉文惜百金以罢台，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守财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尧、舜茅茨土阶。禹曰："克俭于家"，则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尧、舜之道。其后王黼以应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号为享上，实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释《凫鹥》守成之诗，于末章则谓："以道守成者，役使群众，泰而不为骄，宰制万物，费而不为侈，孰弊弊然以爱为事。"《诗》之所言，正谓能持盈则神祇祖考安乐之，而无后艰尔。自古释之者，未有泰而不为骄、费而不为侈之说也。安石独倡为此说，以启人主之侈心。后蔡京辈轻费妄用，以侈靡为事。安石说之害如此。

　伏望追夺王爵，明诏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说辞不为学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从祀之列。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不复知其非，忽闻以为说，议论纷然。谏官冯澥力主王氏，上疏诋时。会学官中有纷争者，有旨学官并罢，时亦罢祭酒。

　时又言："元祐籍中，惟司马光一人独褒显，而未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辈。建中初言官陈瓘已褒赠，而未及邹浩。"于是元祐诸臣皆次第牵复。

　寻四上章乞罢谏省，除给事中，辞，乞致仕，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时力辞直学士之命，改除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陛辞，犹上书乞选将练兵，为战守之备。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对言："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以典学为务。"除兼侍读。乞修《建炎会计录》，乞恤勤王之兵，乞宽假言者。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事。卒年八十三，谥文靖。

　时在东郡，所皆天下士，先达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时浮沉州县四十有七年，晚居谏省，仅九十，凡所论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则辟王氏经学，排靖康和议，使说不作。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子迪，力学通经，亦尝师程颐云。

　罗从彦字仲素，南剑人。以累举恩为惠州博罗县主簿。闻同郡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时察之，乃喜曰："惟从彦可与言道。"于是益以亲，时弟子千余人，无及从彦者。从彦初见时三，即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尝与时讲《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说甚善。"从彦即鬻田走洛，见颐问之，颐反覆以告，从彦谢曰："闻之山具是矣。"乃归卒业。

　沙县陈渊，杨时之婿也，尝诣从彦，必竟乃返，谓人曰："自吾仲素，闻所不闻，奥学清节，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筑室山中，绝意仕进，终端坐，间谒时将溪上，咏而归，恒充然自得焉。

　尝采祖宗故事为《遵尧录》，靖康中，拟献阙下，会国难不果。尝与学者论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自古德泽最厚莫若尧、舜，向使子孙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孙世守文、武、成、康之遗绪，虽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又曰："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则外必有禄山之，内有卢杞之，则外必有朱泚之叛。"

　其论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入于懦。"其议论醇正类此。

　朱熹谓："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绍兴中卒，学者称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间谥文质。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

　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其肄业之勤惰，涉道之浅深，求益之先后，若存若亡，其详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间，七十二弟子之徒，议论问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后，道失其传，枝分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不复见于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传授者，句读文义而已尔，谓之熄焉可也。

　其惟先生服膺山先生之讲席有年矣，况尝及伊川先生之门，得不传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后，明而修，行完而洁，扩之以广大，体之以仁恕，深微妙，各极其至，汉、唐诸儒无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如春风发物，盖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读圣贤之书，有识见者，孰不愿得授经门下，以质所疑，至于异论之人，固当置而勿论也。

　侗之愚鄙，徒以习举子业，不得服役于门下，而今拳拳求教者，以谓所求有大于利禄也。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

　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

　从之累年，授《秋》、《中庸》、《语》、《孟》之说。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

　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事亲孝谨，仲兄刚多忤，侗事之得其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油油如也。

　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之发，亦退听矣。"又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又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于疑似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尝以黄庭坚之称濂溪周茂叔"中酒落，如光风霁月"，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存此于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若有所见，而不违乎心目之间，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则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语《秋》曰："《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难言者，盖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未到圣人洒然处，岂能无失耶？"

　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尝曰："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谓"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

　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沙县邓迪尝谓松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谓知言。而熹亦称同："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纯之气达于面目，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谓自从侗学，辞去复来，则所闻益超绝。其上达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举进士，试吏旁郡，更请养。归道武夷，会闽帅汪应辰以书币来，侗往见之，至之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部分译文

　谢良佐，字显道，寿上蔡县人。与游酢、吕大临、杨时拜师在程颐门下，号称“四先生”考中录为进士第。建中靖国初年，在京师任官，被召入对，违背圣旨而离职。担任西京竹木场监，因口语招致狱事，诏令废为民。谢良佐记问对答准确详细，和人谈话引用前代史文，以致不差一个字。事有未清楚的，则额上流汗。与程颐分别一年，又来拜见，问他有什么进步，说：“只是去掉了一个‘矜’字。”程颐很高兴，对朱光庭说：“这个学子发奋学习，好问而近思。”所写的著作有《论语说》行于世。

　尹火享，字彦明，一字德充，世代都是洛人。曾祖父尹仲宣七个儿子，而其中两个儿子有名气。长子尹源，字子渐，是称为河内先生；次子朱洙，字师鲁，是称为河南先生。尹源生儿子尹林，官至虞部员外郎。尹林生儿子尹火享。

　少年时，以程颐为老师，曾经应试科举，打开策论文题看到有要求诛杀元。。诸臣的议论，尹火享说“：噫，难道可以争禄利吗？”没有对答就出来了，告诉程颐说：“尹火享不再来应付进士的科举‮试考‬了。”程颐说“：你有母亲在世。”尹火享回来告诉他的母亲陈氏，母亲听后说：“我知道你以善作为人生的根本，而知道你不是以禄利作为人生的根本。”程颐听后说“：贤惠的母亲！”于是尹火享终身不再参加科举。尹火享从师于学，与河南张绎同时，张绎以识见很高而著称，尹火享以言行笃实而闻名。程颐死了以后，尹火享聚集学生在洛教授，不是吊丧、看病期间，从来足不出门，士大夫们为此崇敬他为一代宗师。

　靖康初年，种师道荐举尹火享的德行可备作劝讲，召他到京师，他不想留下任职，赐号“和靖处士”户部尚书梅执礼、御史中丞吕好问、户部侍郎邵溥、中书舍人胡安国一齐奏道“：河南布衣尹火享学识穷极根本，德行全部中和，言行可为师以供效法，度量器识可以担当大任，近年招揽的名士没有能够胜过他的。朝廷特地召他来，而又命他以处士的身分回归，使尹火享身怀治国韬略，不为时代所用，不符合陛下侧席求贤、礼贤下士的用意。希望特别加以识别、擢升，以慰藉士大夫们的愿望。”没有得到回答。

　第二年，金人攻陷洛，尹火享全家被害，尹火享昏死而后又苏醒，门人抬着他把他放到山谷中才得以幸免一死。刘豫命伪帅赵斌以礼节聘请尹火享，不从，就以兵卒恐吓他。尹火享从商州逃奔到蜀，到阆中，从程颐的门人吕稽中那里得到程颐《易传》十卦，又在他的女婿那里得到了全本，既而接受了它。绍兴四年(1134)，在涪州安顿下来。涪州，程颐读《易》的地方，辟建三畏斋以居住，那一带的人都不认识他。侍读范冲推举尹火享代替自己，授命左宣教郎，充任崇政殿说书，以疾病推辞。范冲上奏给他五百两金银作为到朝廷的旅行资费，派遣漕臣拿着诏令到达涪州亲自去接他。绍兴六年(1136)，才开始上路，做文祭祀程颐而后才行。先前，崇宁以来，锢元。。的学术，高宗渡江以后，才开始召杨时设置从班，召胡安国居住给舍，范冲、朱震都在讲席，竭力推荐尹火享。已经召尹火享，而左司谏陈公辅上疏文攻击程氏的学问，请求加以屏退断绝。尹火享到九江，又上奏说“：有的僚属上书说，程颐的学问造成天下人的思想混乱、惑。尹火享的确师事程颐有二十年，学业之专，自信很是笃实。使尹火享滥竽充数列于经筵之位，所做的学问、议论，不过都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舍弃这样的学问，是欺骗皇上，加上疾病衰耗，体力不能支持。”于是停留不进。胡安国奉祠职居衡，上书说：“想使学者行中庸之教，师法孔、孟之学，而止不从程颐的学说，是进入房间而不从房门口通过。”

　朱震因疾病告辞而去，当时赵鼎已离职去位，张浚独自担任丞相，于是召任胡安国，令他以内祠兼任侍读，而上奏章推荐尹火享，告诉他拒绝刘豫之类的变节行为，又称道他的所学所养都有大大地超过别人的地方，请求令江州守臣迅速用船渡送到国门。他又以疾病推辞，皇上说“：尹火享可谓恬然隐士了。”诏任他为秘书郎兼说书，催他接受任命，尹火享才开始入见就职。绍兴八年(1138)，担任秘书少监，不久，竭力辞职请求离任。高宗皇上告诉参知政事刘大中说“：尹火享没有论说他的学问渊源，足可以为后进效法的模式，得老成持重之人，也是朝廷的新气象。”于是任命尹火享直徽猷阁，主管万寿观，留侍经筵。资善堂翊善官朱震疾病急切，举荐尹火享代替自己。辅臣入朝奏上，高宗皇帝悲怆地说：“杨时已去世，胡安国与朱震又死了，我为此感到十分痛惜。”赵鼎说：“尹火享的学问渊源，可以承继朱震。”皇上指着奏牍说“：朱震也举荐尹火享代替他的资善堂的职务，但尹火享的耳朵有些聋，恐怕教授小孩有些费力。”任命他担任太常少卿，仍然兼职说书。不久，称有疾病要求告退，暂任礼部侍郎兼侍讲。当时金人派遣张通古、萧哲来议和，尹火享上奏疏说：

　“我暗中预测本朝有辽、金的祸患，这是从古代以来所没有听说过的，中国缺乏人才，以致猾之徒作。以前城下之战，诡计诈谋百出，宋徽宗、钦宗二皇帝去北方狩猎，皇族播传迁徙，宗社国家的危险，先已断绝而今又继续。陛下即位以来已有十二年，虽然中原没有恢复，仇敌没有消灭，然而依靠祖宗深厚的德泽，陛下勤奋地抚慰、关心民众，可谓无微不至，亿兆民众之心没有离心离德的。前年徽宗皇帝、宁德皇后死信息突然而来，没法去探究他们不快乐的情状，天下的人都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梓宫、请问死亡期，料理后事。现在又为此议，则人心已一天天地疏远，祖宗积累之业，陛下执政十二年的勤奋安抚之功，都当决定于这之中了。不知陛下也曾为此而深谋远虑了否？还不知在朝廷的大臣是否以此相告？

　“《礼记》上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回兵。’现在陛下相信仇敌的阴谋诡计，而希望他们肯和议以缓和目前军事紧急的状况，难道不是有失于不共戴天，不回兵的道义吗？又况且派遣来的使者，以诏令谕旨的名义，以割地为主要目的，现在以不共戴天之仇与他们讲和，我急切地为陛下之举感到痛惜、伤心。或者是因为金国内，害怕我们偷袭他，所以说好话以作为缓延我宋大兵境之计。假如果然是这样，尤其应当鼓舞我士卒之心，雪社稷之，哪里还有什么谈和的事情呢？”

　又写书信给秦桧说：

　“今北使在朝廷，天下人为之忧虑愤怒，假若和议一成，他他们更强，我们益困怠，侵略寻衅剥削，天下有成为金人奴隶的忧虑。近来，听说陛下以父亲徽宗、兄弟钦宗没有回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已有一些年代了，然而，还是没有听说金人悔改过错，送还二帝于沙漠。接着梓宫崩问不详，天下之人为此切齿痛恨，金人如狼似虎贪婪噬的本，不说即可见到。天下刚刚将以厚望寄托于相公，希望能够革除原来已有的妥协之议，难道你的意思是还要比已有的妥协之议更进一步吗？

　“现在的上策，不如自治。自治的要点，内部则要进推君子，远逐小人。外部则要奖赏有功的，惩罚有罪过的，使皇上的孝悌通晓于神明，道德成于安逸强盛，不要以小聪明、小恩小惠而图取大功，则不胜感到很荣幸。”

　所上奏疏及书信都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尹火享力求辞去新的任命。

　绍兴九年(1139)，尹火享以徽猷阁待制提举万寿观兼侍讲，又推辞，又上奏疏说：

　“我的职责虽在劝讲，很少有什么新的发明，数月之间，疾病一个接一个，坐得优厚的俸禄，无补于圣上对我的赏识。先圣先师们曾经说过‘：陈明其力班列于宫殿之中，不能够胜任的就理应辞职。’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一点原因。我起自贫寒之家，误被召用，守道的言论，表现于训词，而我贪恋宠爱荣誉，改变了平素志向，使朝廷非常重要的举动，得到了怀利苟且之人，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二点原因。近来我曾不衡量分守，言论涉及国事，识见迂腐浅陋，用现在的状况来检验，已显出庸俗愚笨的痕迹，岂能合于时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三点原因。我自从擢升为官，未曾上任供职，因疾病请求去职，反而获得非常的迁升，有什么功劳，得以这样的受用？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四点原因。按照本朝的法律典制，推测于礼经的规定，年龄到了七十岁，都应当辞官归居。现在我年龄已经到了，加上疾病，血气既已衰竭，不应再有所得。这是应当离职而去的第五点原因。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有崇尚仁义的望，匹夫有不能夺走的志向，现在我有五点当离职而去的理由，没有一点可以留任的道理，希望审查检核我多次的奏议，放还回归乡里而居。”

　奏疏上后，以尹火享提举江州太平观。过一年告老还乡，转迁一官辞职归居。

　尹火享自从升入经筵，即请求休养辞官，朝廷以礼相待留任他；张浚、赵鼎既已去职，秦桧在朝中当权，看到尹火享有关议和的疏奏与送给秦桧的书信，已有不乐之，到这时，得到尹火享请求离职而归的上疏，于是不再留用他。绍兴十二年(1142)，死了。

　正是这一时期，曾从学于程颐门下的本有很多君子之人，然而，寻求情直、弘毅、身体力行像尹火享这样的人大概很少。程颐曾以“鲁”应允他，又说：“我死后，能保持而不失掉我的学问的正统的人，是尹氏之儿子。”尹火享的言行记载以《涪陵记善录》一书中为详，有著作《论语解》和《门人回答》传存于世。

　杨时，字中立，南剑州将乐县人。幼年时特别聪明，能做文章，稍长大以后，潜心于经典史书。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第。当时河南人程颢与弟弟程颐讲授孔子、孟子绝学于熙宁、元丰之际，河、洛一带的士大夫们全部拜他们为师。杨时调任官职不去上任，以学生拜见老师的礼仪在颍昌谒见程颢，师生相处很是快乐。到他回家的时候，程颢目送他时，自言自语地说：“我的道学思想已南传了。”四年以后，程颢死了，杨时知道后，设灵位，哭祭于寝门，而又用书信转告他的同学们。到这时，又在洛拜见程颐，杨时当时大概已有四十岁了。有一天去见程颐，程颐偶然闭目休息而坐，杨时与游酢侍奉站立门外，一直没有离开。程颐睡觉醒后，门外下雪已深至一尺了。关西张载曾经写作《西铭》，二程很推崇它，杨时怀疑它近于兼爱之论，与他的老师程颐多次辩论，听到理一分殊之说后，才豁然开朗，没有疑问。

　杜绝做官，闭门读书有十年，好久以后，杨时才历任浏、余杭、萧山县知县，都有好的政绩，民众思念他始终不忘。张舜民在谏司，推荐他，得荆州教授职。杨时安心于州县任上，未曾寻求闻达显贵，而趋德高望重，四方各地的士大夫们不远千里都来与他从游交往，号称“山先生”

　当时天下多变故，有的人跟蔡京说，认为国家事已至此，必然失败，应该引荐德高年老的人置之于左右，或许还差不多，当时的宰相认为此话有理。正逢有使节去高丽，皇上问山先生在哪里，使者回话告诉他。杨时因此被召任为秘书郎、迁任著作郎。到面陈朝对，上奏说：

　“尧、舜说‘诚实，执于中’，孟子说：‘商汤执中’，《洪范》上说：‘君主建立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各代圣人都是遵循这个道义。熙宁之初，大臣著文说六艺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纷纷更革殆尽。元。。继熙宁年号以后，全部恢复祖宗的旧法，而熙宁年间新立的一切法规又全部废革。至绍圣、崇宁年间又更加厉害了，凡是元。。年间的政事法令写入律令的，都焚烧了以灭其迹。从此以后，官吏们之间所结成怨愤、祸害甚至现在还未消灭。我愿明白地诏令有司，条奏具上祖宗的法令，著为纲目，有适宜于现在的就选择举荐出来加以推行，应当修改减损增益的，就减损或增益，不论元。。、熙宁或元丰年间的，都暂时放置不问，一切趋于中而已。”

　朝廷刚想图谋攻取燕州、云州等地，内地空虚，外部兵重，杨时于是陈述时政的弊端，又说：“燕州、云州的军队应当退守内地，以减省转送运输的劳苦，募集边民担任弓弩手，以形成攻杀常胜军的形势。”又说“：都城位于四通八达的冲要之地，没有高山大河以为阻隔防卫，士人心怀异心，一旦遭遇急变就不可依仗。”宰相执政不能用。登朝入对，力陈君臣应当示警严戒于没有忧虑的时候，请求设置《宣和会计录》，以告知天下财物支出与收入的数字。宋徽宗点头肯定了他的意见。

　杨时任命为迩英殿说书。听说金人入攻，对宰相执政说：“今天的事之大势如堆积的柴草已燃烧，应当自己努力奋斗，观察动静。假若显示出怯懦的情形，萎靡不振，那么天下大势就无可挽回了。过去汲黯在朝主事，淮南王就停止策划阴谋。以汲黯的才能而论，未必能超过公孙弘辈之类，只是其特别的正直气概可以镇雄的心。朝廷威望不振，就会使雄们都把朝廷大臣当作公孙弘辈，那么国家就会无所作为。要害的地方，应当严加防守备战，否则敌军到了都城，还来得及吗？靠近边境的州军县地应当坚壁清野，不要与他们作战，使他们自己成为困兽。假若攻城略地，应当派遣援兵追剿袭击，使它们腹背受敌，那么就可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又说“：今天的事情，应当以收取人心为先务。人心不依附，虽然有高的城墙、深的护城河，坚甲利兵，还是不足以依靠。免夫之役，毒害扩展于海内全国，西城的聚敛，东南花石纲的搜刮，它们所造成的祸害特别厉害。以前大概曾经罢免过，所下诏令的墨迹还没有干，而东南运送花石纲的船队已首尾相接到京城了。现在虽然又重申从前罢免的诏令，然而祸不除，还有谁人相信朝廷呢？想致人和，罢去这三条，正是今天的当急之务。”

　原金兵围攻京城，各地勤王的军队四方来聚集，而没有谁相互统一。杨时说“：唐代九个节度使的军队不设立统帅，虽当时大将李光弼、郭子仪等善于用兵，最后还是不免失败。现在各路乌合之众，我认为应当设立统帅，统一号令，告示纪律，而后士卒始用命行动。”又说：“童贯身为三路的将帅，敌人侵城略地，他弃军而逃回，他被杀掉罪行还有余，朝廷相反却置之不问其罪，故梁方平、何灌都相继逃遁。应当正法受刑，以作为臣子不忠诚的惩戒。童贯掌握兵权二十多年，兵败将死，驯至今天，近来听说防守城邑仍然用宦官，前面覆车之借鉴，不可重蹈覆辙。”奏疏上后，任命他担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

　敌兵刚刚退却，议和的人就想割让三镇与敌讲和，杨时特别陈述不可这样做，说：“河朔为朝廷的重要地区，而三镇又是河朔的重要屏障。从周世宗到宋太祖、宋太宗，打了上百次战役才夺回了这块地方，一旦把它丢弃给北方的小朝廷，使敌人骑马任意驰驱，通贯我腹心地区，不几天就可到达京城。现在听说三镇的民众以死相抵抗，三镇拒敌于前，我们以重兵跟随其后，还可有所作为。如种师道、刘光世都是一时名将，刚刚达到而没有用，请求召他们入朝询问破敌的办法。”奏疏上后，钦宗诏令出兵，而参加议论的人多持两端，模棱两可，杨时抗疏说“：听说金人驻守磁州、相州，攻破大名，抢劫掳掠，没有法纪，混乱到了极点，发誓议和的墨迹还没有干，而马上又不信守诺言，翻脸即不认账，我们虽然想去信守和议，是不可能的。金兵越走几千里远，进犯别人的国都，是危险的手段。他们知道勤王的军队四面而来，也因此害怕而返回，并不是爱护我朝而不进攻。朝廷割让三镇二十州的地方给予他们，是想帮助金寇而自己攻击自己。听说肃王初次与之相约，到河东而返，今挟之以往，这是败坏盟约的主要问题。我自己认为，朝廷应该责问肃王，指责其败盟的原因，一定得到肃王而后已。”当时太原被围攻几个月，而姚古拥兵观望，逗留不进，杨时上奏疏请求诛杀姚古以严肃军政纪律，选拔偏将和裨将中可以代替其职务的替代他。没有得到回答。

　李纲被罢免之后，太学生跪伏于宫廷前上书，请求留任李纲与种师道，军民集合在一起有几十万人，朝廷想防备止他们集中。吴敏请求用杨时以平息太学，杨时得召论对，说“：各位太学生纷纷俯伏于宫阙之前，是忠于朝廷，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要选择老成持重而有行谊的人担任将帅、副官，那么这件事就会自然平息。”钦宗皇帝说“：没有谁比你说的更有道理。”于是任命杨时兼任国子祭酒。他首先奏道“：三省是负责国家政事的机构，六曹分别治理，各自设机构。现在就别辟官衙，新进少年，未必比六曹的长官、副职贤能。”又说：

　“蔡京担任宰相职务二十多年，祸国害民，几乎危及国家，人们切齿痛恨，而论说他的罪行的人，没有谁知道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概蔡京以继承神宗时的治国之策为名，实挟持王安石的名义以图谋自己的私利，故推崇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天的祸害，其实是自王安石开始的。

　“谨按王安石挟管子、商鞅之手段，整饬六艺以文意强圣贤之言，变祖宗的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说其为害当可见于数十年之后，今天的事情，正合乎他的预测。他所写的说之文以糊涂学者们的耳目，为此而败坏心术的人，不可胜数，暂即列举一二事来阐明它。

　“过去神宗曾经称赞欣赏汉文帝怜惜百金以罢免修筑台之事，王安石于是说‘：陛下若能够用尧、舜的道义来治理天下，虽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也不为过，守节财用的言论并非正理。’曾不知尧、舜住茅茨、建土阶，大禹说：‘克俭于家。’那么，竭泽天下以自奉使用的人，一定不是尧、舜的道义。这以后王黼以应奉花石纲的事情，竭泽天下的财力，号称为了皇帝的享受，实际上是王安石就开始倡导了。他所解释的《凫翳》守成的诗，在末章就称：‘以道义来守成的人，役使群众，泰然处之而不认为骄横，主宰定制万物，花费不认为奢侈，何必过分地克俭以爱惜为事。’《诗》经上所说的，正是说的能持守盈余就会使神癨祖考而因此安乐，而后没有艰难的忧虑。自古解释这段话的人，没有泰然处之而不为骄，花费而不为奢侈的说法。王安石独自倡导这种说法，以开启皇上向往奢侈的心事。后来蔡京之轻费妄用铺张，以奢侈浪费为乐事。是王安石的说之害，如此以致祸害至今。

　“我希望能追削夺去王安石封爵的称号，明白地诏示中外，毁去他配享孔孟庙庭的肖像，使说妄议、辟怪论不能惑学者。”

　奏疏上后，王安石于是被降为从祀之列。士人学习王安石的学问以‮试考‬科举取第的事情，已有几十年，不再知道他的过错，忽然听说王安石的学说是说，议论纷纷。谏官冯解力主王安石的学说，上奏疏诋毁、指责杨时。正逢学官中有争议的人，有圣旨令学官一齐罢免，杨时也被罢去国子祭酒。

　杨时又说：“元。。的籍中，惟有司马光一人独自被褒扬而显名，而没有涉及吕公著、韩维、范纯仁、吕大防、安焘等人。建中靖国年初，言官谏臣陈馞已褒扬赠赐，而没有涉及邹浩。”于是元。。年间各位大臣都依次接连恢复其名位。

　不久，杨时四次上奏章请求罢除谏省，任命为给事中，推辞，请求辞官归居，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嵩山崇福宫。杨时力辞直学士的任命，改命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崇福宫。向陛下辞别时，还上书请求选将练兵，作为战守的准备。

　高宗即位，杨时担任工部侍郎。与陛下论对说道：“自古圣贤的君王，没有不以典籍圣贤之学为务。”受命兼任侍读。请求修编《建炎会计录》，请求恤勉勤王的军队，请求宽恕敢于发表言论的人。杨时连续上章请求外任，以龙图阁直学士职提举杭州霄宫。以后告老，以本官辞职家居。优游于山林名胜之地，以著书讲学为务。卒年八十三岁，谥号“文靖”

　杨时在东郡，所交接的都是天下的名士。先贤显达之士陈馞、邹浩都以老师的礼仪事奉杨时。宋室南渡长江以后，东南的学者都推举杨时为程氏的学问正统传人。与胡安国往来讲述议论学问的时候尤其多。杨时浮沉于地方州县有四十七年，晚年居任谏省，仅九十天，凡所论说列举的都切中时弊世道，而其中大的，则是分析王安石的经学，力排靖康年间的和议，使说不能发挥作用。凡是绍兴初年崇尚元。。时的学术的人，而其中朱熹、张木式的学问之所以能够得到程氏的正统之传，而其源委脉络相承都是出于杨时。

　杨时的儿子杨迪，努力学习，晓通经典，也曾经以程颐为老师。

　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人。二十四岁那年，听说本郡人罗从彦学得了河、洛之学，于是以书信拜谒他，其中大致说：

　“李侗听说，天下有三个根本，父亲生养儿子，老师教授学生，君主治理国家，缺其中之一则根本就不能树立。古代的圣贤没有谁没有老师，他们学习的勤奋与懒惰，涉及道学的浅显与深邃，求取得益的先与后，是存还是亡，其详细情况不可能去考查。惟有洙水、泗水之间，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中的贤徒，议论问答，全部记录在简册上，有足够的根据可以稽查，是因为凭借孔夫子而愈益明了。孟子以后，儒道失掉了传承，分成了各个派别，自立门户，天下真儒再没有见闻于世。其聚徒讲学成群的人，他们所相传教授的，只是做些句读、解释文字而已，谓之熄灭、失传是可以了。

　“惟有先生衷心信服山先生的讲席已有一年多了，况且曾经从学于伊川先生之门，得到没有传承的孔孟之道于一千五百年之后，情明而修，行为完而洁，扩其道以广大，体验其道以仁恕，深微妙，各终其极致，汉朝、唐代的各位儒生没有与之相近似的。至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以谦感人，和别人一起就能感化别人，如春风吹发万物，大概也没有谁知道其所以然。凡是读圣贤之书的人、有见识的，谁不希望能够得到你传授的经典，以询问疑难，至于有不同意见的人，本应当放置一旁而不议论他。

　“李侗愚笨、鄙陋，仅仅是学习科考举子之业，不能够从学于您的门下，而今天诚恳地想来求教，是因为所寻求的东西大于利禄。李侗还听说，道可以治心，就像吃了食物使人肚腹满，就像穿衣服而可以抵御寒。人有迫于饥饿、寒冷的忧虑，因此，忙碌地谋取衣食，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至于心之不治，如面临末世的危险而不知道去忧虑，岂不是爱心不如爱口与身体吗？我为此百思而不得其解。

　“李侗没有考虑自己的天资浅陋，仅是以祖父的儒学起家，不忍心于坠入箕裘之业，忙忙碌碌地追求利禄之学，虽知道真儒有所作为，闻风而起，本不如先生亲自动手所得于动静语默之间，亲眼看见而意思周全。现在我已有二十四岁，茫然间而又没有停止学习，显明的道理没有弄清而是非无以辨别，宅心不广而喜怒情绪容易变化，行为不完美而悔吝很多，精神不充实而智巧袭用，选择了而不干净，遵守了而不足够，从早到晚恐惧忧虑，就像忍饥挨饿受冻的人寻求充饥御寒的器具。不然的话，哪里敢以不肖的身份来成为先生的拖累负担呢。”

　李侗跟随罗从彦多年，被教授《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彦喜欢静坐，李侗退入宫中也静坐。罗从彦告诉他从静中看喜怒哀乐的情感未发生之前的气象，而从中寻求所谓“中”，好久以后，而于天下之理贯通达，依次融会释然，各有条序，罗从彦对此特别赞许。

　李侗而后退居山田乡里，谢绝世俗之故达四十年，饮食有时不能充饥，仍怡然自得其乐。事奉亲人，恭敬孝悌，兄长个性刚烈多忤，李侗待他很好，得其心。闺门内外愉悦肃穆，若没有人的声音，而众事自有秩序。亲戚中有贫穷的而不能结婚嫁娶的，就为他们帮忙而赈济之。与乡人相处，吃喝言笑，每天快乐，自然和睦。

　李侗所接受的后学诸生，答问不倦，虽按照学生的深浅施教，而一定从反省自己开始。所以按他的话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讲，而只是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如果是这样，虽然有一毫私之发生，也能退而恭听了。”又说：“学者的毛病，在于没有使人豁然领悟地方。如孔子门下的各位学生，群居终，互相切磋讨论，又能够依靠孔夫子为指导，故用平常之间通过观感而开化的人很多。恐怕融会贯通的领悟，不是讲解所能够达到的。”又说“：读书的人知其所说的没有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即自己努力去寻求它，则凡圣贤所至而我所不能达到的，都可受勉励而努力求索。假如直接求之于文字，以作为诵说之资，不成为玩物丧志的人就很少了。”又说“：讲学之要在于深沉缜密，然后气味深长，途径不差。假如概以理一，而不能辨察其本质之区别，这就是学者之所以于疑惑模糊的真伪之说而自己还不能知晓的原因。”曾经以黄庭坚称濂溪周茂叔“中洒落，其开阔的襟、坦白的心地，如雨过天晴时风清月明的景象。”作为善于形容有道的气象，曾经常诵读，同时反复要求学者存此于中，希望遇事洒、明了，这样义理就会不断有长进。

　他在讲《中庸》时说“：圣贤的门下所传的是书，其所以开启觉悟后学不是没有更多的对策。然而其中所谓‘喜怒哀乐未发的称之中’的，又是其中一篇的主要的意思。假如仅仅只是记诵而已，那么，为何要这样呢？一定要亲自体验，才能实在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像颜子之叹，显然是若有所见，而没有违背于心想目见的道理，然后扩充过去的知识，力求无所不通，那么就差不多可以说《中庸》了。”他在讲《秋》时说“：《秋》中一事各是说明白一个例证，如观赏山水，随步移位观察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所以难说明的，大概是以常人之心推测圣人的心事，没有到圣人的那种洒的境界，岂能没有失误呢？”

　李侗闲居以后，好似无意于当世之事，然而伤感时空，忧虑国家，议论事情感激之情动人，溢于言表。曾经说：“现在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僻，不可任用，这就使上下之气隔离有隙，而致中国益衰微。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治政用事开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还没有自我觉察到。人趋利而不知义，那么皇上的势力就会益孤立，君主当于这方面留意，不然的话，就是所谓‘虽有粟米，我能吃得到吗？’”

　这个时候，吏部员外郎朱松与李桐同为门生故友，很看重李侗，遣送自己的儿子朱熹跟随他学习，朱熹最终得到了他的全部传承。沙县邓迪曾经对朱松说“：李愿中如冰壶秋月，莹亮清澈，光洁无瑕，不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朱松以为这是知情的言论。而朱熹也称赞李侗：“姿态脱俗，禀赋超凡，气节豪迈，修养完美，没有抵触之处，纯之气表现于面目之间，看起来和蔼可亲，语言严厉，神气坚定，心平气和，言语默然，动静言行，端详闲适，处之泰然，自然之中含有成法准则。平常时诚实恭敬，对于事情似乎无甚可否，到其应酬事物，判断变化，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冒犯的样子。”又称，自从跟随李侗学习，归去复来，则所听说的更为超凡绝伦。他所达到的境界，还不仅仅是人们对他所称赞的那样。

　李侗的儿子李友直、李信甫都参加科举考为进士，在靠近家乡的州县担任官吏，更替请求养他们的父亲。归道武夷，正逢福建将帅汪应辰用书来接他，李侗前往见他，到的那一天疾病发作，于是死了，卒年七十一岁。

　李信甫任官至监察御史，出任衢州知州，擢升为广东、江东宪司，因为格调超群，有不容于朝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