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个母亲每星期坐一次火车进城。有个孩子每年可以跟着母亲去两次。初夏一次，初冬一次。孩子在城里自惭形秽，因为身上裹着一件又一件宽大而臃肿的衣服。凌晨四点，母亲领着孩子上火车站。天很冷，即使初夏，早上四点也还是冷飕飕的。母亲想在早上八点赶到城里，因为商店这个时候开门。
从一家店走到另一家，孩子连
了几件衣服拿在手上。因此有几件衣服丢在城里了。这也是母亲不愿带孩子进城的一个原因。不过还有一个更叫人生气的原因：孩子看见了马在柏油路上跑。孩子停下脚步，也想让母亲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马跑过来。母亲没工夫等，又不能一个人走掉。她不想让孩子在城里走失了。她只好拉着孩子。孩子赖着不肯走，说：你听见没有，这里的马蹄声滴嘟滴嘟，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从一家店到另一家店，坐火车回家的时候，甚至过了好几天，孩子一直都在问：为什么城里的马穿高跟鞋呢。
我认识图拉真广场上的那个小矮人。她头发少头皮多，又聋又哑，拖着一条草辫子，就像老人们的桑树下被淘汰的椅子。她吃蔬菜店扔掉的垃圾。每年都让萝拉的男人搞大肚子，就是那些夜午下班回来的男人。那地方黑糊糊的。小矮人来不及逃跑，因为有人走近时她听不见。况且她也喊不出声来。
在火车站一带游来
去的是那个哲学家。他把电话线杆和树干误当做人。他冲着铁家伙和木头宣讲关于康德和大嚼之羊的宇宙。酒馆里，他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喝杯中的残酒，用长长的白胡子拂干酒杯。集市广场前坐着那个老妇，头上戴着顶报纸和大头针做成的帽子。多年来，每逢冬夏两季，她沿着街拉雪橇，雪橇上放着袋子。一个袋子里是叠起来的报纸。老妇每天给自己做一顶新帽子。另一个袋子里是戴过的帽子。
只有发了疯的人才不会在大礼堂里举手。他们将恐惧换成了疯狂。
而我可以继续在大街上数人头，把我自己也一块儿数进去，仿佛我邂逅了我自己。我可以对我说：嘿，你某某人。或者说：嘿，你第一千个。只是我疯不了。我脑子没坏。
为了充饥，我买一点能拿在手里边走边吃的东西。我宁愿在大街上用嘴啃
吃，也不愿去食堂桌子上吃。我再也不去食堂了。我卖掉就餐卡，给自己买了三双薄雾连袜
。我只是为了睡觉才进女孩们的四角，可我睡不着。在漆黑的房间里，我的头一着枕，脑袋就变成透明的了。窗户被路灯照得雪亮。我看见我的头在窗玻璃上，发
像一个个小洋葱，种在头皮上。翻身的话，我心想，头发会掉下来。为了不去看窗户，我不得不翻身。然后我看见门。即使当时那个拎着萝拉箱子和装着我
带的透明塑料袋的男人把身后的门关上了，死亡也还是会留在这里。关上的门，在夜间路灯的微光中，成了萝拉的
。大家睡得很沉。我听见我的头和枕头之间有什么干枯的物件在簌簌作响，那是疯子的东西：守望者的枯花束，小矮人的草辫子，雪橇老妇的纸帽子，哲学家的白胡子。
吃午饭时，祖父吃到最后一口就放下手中的叉子。他从饭桌旁站起来，说：一百步。他边走边数脚步。从桌子走到门，跨过门槛步入院子，到石子路，又到草地。他现在走开了，孩子想，他现在要到林子里去了。
数完了一百步。祖父回来了，他不再数步，从草地到石子路，跨过门槛，走到桌子边。他坐下来，摆上棋子，最后摆上王后。他下棋。他张开两臂搁在桌子上，他手抓头发，他踢蹬着腿在桌子底下打快速的节拍，他把舌头从这边面颊顶到另一边，他收拢两臂。祖父越发固执和落寞。房间消失了，因为祖父既代表浅色的一方又代表深
的一方跟自己对弈。中午吃进去的饭一路下行，越接近肠子，他的脸就越皱。如此落寞，祖父不得已只好借助深浅两王后排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回忆。祖父从一战归来，如同走完百步归来。意大利的蛇跟我的胳膊一样
细，他说。盘起来就跟车轮子似的。它们躺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石头上睡觉。我就坐在这么个车轮子上，连队理发师给我头上秃发的地方涂抹叶汁。祖父的棋子跟他的拇指一般大小。只有两个王后像他中指那么大。她们左肩下有一小块黑石头。我问：为什么她们只有一个Rx房。祖父说：小石头是她们的心。我把王后留到后面，祖父说，她们是我最后雕刻的。为她们费了很多时间。连队理发师曾对我说：你头上还没掉的头发，已经没救了。它们完蛋了，必须离开你的脑袋。只有对秃斑我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有在那里，叶汁会强迫脑袋长出新发来。
王后刻好时，我的头发全掉了，祖父说。
埃德加、库尔特、格奥尔格和我谈起我们各自离开家的经历，一边看着制造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上下班。埃德加和我来自乡村，库尔特和格奥尔格来自小城。
我讲了那些从乡下带来的装着桑树的袋子、老人的院落和萝拉的本子：从那个地域搬出来的东西又搬到了脸上。埃德加点了点头，格奥尔格说：大家在这里也还都是乡巴佬。我们头离开家，而脚却站在另一个村子里。独裁者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城市，因为监视着，什么都大不起来。
从一个城市坐车到另一个，格奥尔格说，然后由一个乡巴佬变成另一个乡巴佬。个人完全可以删掉，库尔特说，上了火车，只不过是从一个村庄坐到另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