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凡”的议论的要点是：（一）尖刻的冷箭“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
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不·惜；（四）如果萧伯纳不赞成这种“主义”就不应当坐安乐椅，不应当有家财，·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萧伯纳在上海》。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
《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２〕萧伯纳（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
》等，大都揭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到香港，十七到上海。〔３〕“和平老翁”一九三三年一月六《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４〕“路透电”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５〕工部局旧时英、美、
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６〕“特别国情”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
北京《亚细亚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７〕“政如飘风，民如野鹿”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８〕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