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沙滩上的名字
　我喜欢到海岛上旅行，因为海的声音。

　搜集灵感啊？自以为知情的人总是这样问我。还是寻找写作题材？

　是啊，我的微笑似乎这样回应着。其实不是的，只是，有时说不，就要解释很多。解释之后，你可能会看见“勉强同意”的眼神“不能理解”的笑容，或“强作解人”的诠释，或者一连串的问题：你喜欢哪个国家，为什么？

　国家及国界对我的旅行并无太大意义。岛屿和旅馆是旅行中唯一有生命意义的疆界。而喜欢就是喜欢“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至于我的出走，只是想忘记，不是为了寻找。忘记“曾经”的我，也许，并不能忘记。

　我喜欢坐在沙滩上看花袭来，退去的水在我身边织出鱼鳞状的波纹与光影，我如同沙滩上那些静静的贝壳，什么也不想，尽量不让脑袋转动，只是无声的笑着，等待下一次花来袭。

　有时太开心，我就像个疯子一样咯咯笑了起来。十公尺方圆内，通常没有人，一千公尺范围内，大概也没有跟我说同一国话的人，谁也听不到我的笑声。沙滩温柔的收了我微弱的声音，如同它们几亿年来做的一样。

　如果你愿意把眼睛从“有价范围”移开一下，你就会发现，珍贵珠宝的定义不只是世上稀何的矿石，沙滩上的水花晶莹璀璨，不只这些！抓起一把沙子，我看见沙中隐藏着无可数计的贝壳珠子——它们可能来自几千万个不同的贝壳。死去的贝壳把身体贡献给沙滩，千万年来琢出直径比一厘米还小的贝壳珠。

　在有价的眼光看来，数大并不是美，不能贩售就不值钱。还好不值钱，所以它们留在海边，继续倾听海的声音。

　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该留下；除了记忆，什么也不该带走。我信仰这么素朴的旅行观。我花了许多天，坐在海边，住在海边，尽量享受无事可干的感觉。我不搜集也不寻找，太阳太大时则回房写稿——我并不想这么努力，只是习惯，在旅行时，写稿变成一种坏习惯。一个从“曾经”的世界带去的包袱。

　这次在峇里岛，我忍痛租了一间有史以来我住过最贵的地方饭店，非常大而光亮的房间（在台北大概会被隔成四房二厅），只因有十五公愤长的大阳台，坐在可以看见海的书桌前写稿，时时可以听见海的声音，入夜时还有另一边的田野迢递过来的虫叫蛙鸣。

　啪啦啪啦，母的海声音，有时我昏昏然睡着了，醒来，喝几口冰凉的啤酒，我觉得自己身处于最靠近天堂的地方。

　这几天，我做了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比如：

　在沙滩上来回行走时发现一“驮”东西被冲上岸，走进一看，是只死掉的有刺河豚。它足有五十公分长，大概是寿终正寝吧。我蹲下来看它，几个当地人不久也凑过来看，说了些我不懂的话，探头走开了——可能是看我太有兴趣的样子，怕我把它吃掉，告诫我不能吃吧！

　在大清早和渔民出去看野生的瓶鼻海豚，海豚着刚刚升起的太阳向东方游泳，有只“人来疯”的还兴奋的表演了空中旋跳。

　某一天早上有只受伤的伪虎鲸（它长得太像鲨鱼）游上岸来，企图搁浅等死，好心的当地人拼命把它送进海里，几番奋战，它终于游进海中。下午那人告诉我，伪虎鲸没有活下来，伤得太重。看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了，我的眼泪感激得掉下来，唉，在台湾，大家早已拿刀来割了，不是吗？地方新闻曾这么说。

　浮潜，看小丑鱼和鹦鹉鱼在珊瑚礁群中穿梭，喝进几口海水，咸得可以把我腌成鱼干。

　游泳，皮肤已经晒成小麦色。

　在沙滩上看两只很会享受的狗在弄并来去。

　向滩贩买了一只烤玉米，在落时边走在沙滩上边吃。

　在吧台边喝很呛的爱尔兰威土忌，一边看着潜水摄影家DavidDoubilet的“海洋之光”图片，对海中的怪东西们啧啧称奇，发誓将来一定要去大溪地，然后帛琉群岛、新几内亚和埃及的海边。

　对照我平常密集的“工作狂”志来看，这大概叫做“混吃等死”

　我独自玩得开心。

　我想到日子正当少女时曾经做的“傻”事：喜欢一个人，于是骑了两个钟头的脚踏车到海边，把他的名字写在沙滩上。

　保守的小镇不许在读书时谈恋爱。多嘴的手帕会漏我的秘密，于是我只好把名字写在沙滩上，让海冲去，不留一点痕迹。“重大”的秘密说了，死无对证。

　写了哪一个名字？当初的重大秘密，我如今并不记得，是A是B还是C，还是ABC都有？

　写在沙滩上的名字是谁，并不重要，就好像沙中的贝壳珠属于哪一种贝壳，名字，都不代表什么。那一刻和大海的声音心灵相通的感动，仍然非常美妙。

　我们的名字，再怎么特殊，再怎么辉煌光灿，都只是写在沙滩上的名字。最后会被水磨平，没有一点痕迹。对于蓝天碧海，我们不如一个贝壳。

　当我每次听到久违的海声音时，它也这般提醒我。

　当我每次坐在沙滩上微笑或大笑，我也提醒自己，只有当下的开心与欢喜，是真正属于我的东西。

　上天自有打算

　这些日子，我在种花。

　提起种花嘛，很多古人喜欢用“莳花植卉”这种文绉绉的话，接下来那一句就是以“冶情养”说明其功能。

　我种花，不是为了怡情养，那么说，就太假死了。人的情大抵已经固定，自己若不愿洗心革面，借茶啊花啊念佛啊打坐啊，改的不过是一些皮相。刚开始是误打误撞，抱着学习的精神，主持一个有线电台的花卉节目，我告诉自己：虽然我算是半个花痴（花的白痴），但学些常识也好，况且，不必补习费，还有主持费。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你补习，还有人给你钱，啊，太了！

　我的脑袋说简单很简单。就是：事情还没开始时一定乐观得不得了。

　…反省一下，过去每次谈恋爱时也一样，刚开始时，对方都是我认为打着灯笼没处找的天作之合，我总是感觉自己无比的幸运。有一次我不小心发现多年前的一本随身札记，愕然发现我曾写过如下的句子：

　感谢上帝！像我这样一个溺水的人，其实是会抓住任何一稻草的，现在我只祈求有个舢船漂过来，而他竟送给我一艘豪华邮轮…

　对照期，现在我已看清，当时我所谓的豪华邮轮，其实…唉，是艘处处漏水的破船…噢，我或许不该如此坦白的陈述人生中曾经发生之事实。不过，一段不适合的感情确会让人感觉，回首当时一片灰暗，额手称庆劫难已过。唯有好情人使人回顾时仙乐飘飘，一片光明。

　不，不谈感情。

　话说当时自以为补习又不必缴学费的我，从此风尘仆仆在台湾各地奔波，常常在清晨五点给闹钟吓醒，心不甘情不愿的出外景，烈当头没话说，万一花农住在高海拔地区，冰霜雪雨也不是没淋过。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过程之中我不断自言自语。不过我是个很“扭”（四声）的人，不告一段落，绝不打退堂鼓。“太辛苦了所以我不做”“太难了所以我不玩”这种话我是说不出来的。看我能在法律系念完四年才决定“毕业后绝对不再翻六法全书”就不难想到我的“韧”何等坚强。我的朋友曾说：因为顽固和死爱面子，做什么事我很难不成功，恋爱俘外。

　两季节目做完大功告成，心想总算可以挥一挥衣袖了吧。我却在阳台上种起花来，同时，如有朋友想绿化环境，我又遂自荐当起免费的园艺顾问。

　只因回首当时仙乐飘飘，一片光明。

　阳台上的合果芋和白玉万年青已经蔚然成为三代同堂的家族，当初小小的一株幼苗，已迅速变成七、八盆健康可爱的植株。（专家们也许会说，这两种植物有什么好夸口，不难种嘛，但我还是很顽固的坚持，我种的更加青翠滴。如今我明白，老王种瓜，是一定会自种自夸的，因为有了感情的成分。）

　樟树、枫树、夜来香、树兰、仙人掌各得其所。

　影响植物生长最大的因素，是阳光与土壤。有些喜，有些喜。喜欢阳光的草花，你偏把它端入室内，它当然会死于非命，别怪花市的人给花打特效药，埋怨它到你家就死翘翘。

　“土”字也没那么好写，有的要保水，有的需透气，有的很容易被淹死，有的不能太干，砂土、培养土、发泡炼石、蛭石、珍珠石、蛇木各司其职。

　慢慢觉得千树万花静观皆自得，多长出一片叶子也值得我开心。

　我体认到植物有它们的季节，你人力不能回天运。彩叶芋入冬必得冬眠，土上光秃无叶，夏之，自然钻出土来竞；枫树也得挨过飘零的冬天。季节不到，你有心栽花，花必不发。

　人是不是也有他的季节？如果有，那必是算命的人所说的运势了。

　看着植物时，不论再怎么仔细，看不到它们的成长过程，但复一，不知不觉之间，绿叶像把小伞，新芽已冒出土地。在这处处求效率的时代，一草一木在面对它们的生命时，依然有十足耐心。

　我猜所谓“格物致知”大概就是我在看草木时所做的、差不多的事。望着叶子发呆时，常有熟悉的音律进我心中的耳朵：

　静静的，什么都不做

　当春天来时，草木就开始生长…

　静静的，什么都不做，指的是心，不是手。否则草木再怎么耐命一定会完蛋。

　可是，我们的人为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呢？

　未，我播了茑萝的种子。天气相当懊热，我播种已有些迟了，但茑萝不负我望，一株、两株、三株…接连起娇弱的茎，羽状的叶于冉冉向上增生，一叶、两叶、三叶…

　正当我在编织一幅“娇美纤弱的红花随风摇摆”的图画时，某天早上醒来，哇，显然有可恶的入侵者，把葛萝当成美味大餐，吃掉三分之一的茑萝。

　此后就是我与不知名敌人的大战。

　我不断迁徙茑萝的幼苗，甚至把它们藏到一堆仙人掌之中，奈何那个敌人可能是“有翅膀”的，而且有耐心与我捉藏。没过几天，它总会很机灵地发现茑萝种子的藏身之处，咔咔咔（我想像中的声音），把“我的”茑萝当“它的”大餐吃掉。（加引号的原因，是因我后来发现，我和那只虫的占有心态没啥不同。）

　一个月下来，所有的茑萝都阵亡了。播种季节已过，这场战争我是输了。

　不过战事并未罢休，这只（批）隐形虫大概抱着“没鱼虾也好”的心态把“我的”枫树树叶咬成不规则状，夜来香也遭到毒手，最可怕的是，对昆虫们向来一向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黄金葛也被咬了好几口。

　哼，我我我，再也忍不下去了，非给你瞧瞧厉害不可！

　某个星期六，我带着报复的笑容，到花市买了一瓶“巴拉刈”不把元凶扯出来，誓不为人！在阅读说明书时，我几乎可以看到那只贪吃无餍的虫“横死街头”的模样，真是大快人心。哈！

　我原本打算第二天下手，为茑萝们报仇。斩草除、永绝后患…

　可是，那瓶巴拉刈到现在还没开封。

　为什么？

　那天晚上，望着枫树难看的叶子发呆的我，忽然把自己想成一只虫。

　是的，如果我是虫，千辛万苦发现一株“美味的”茑萝，我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咔滋咔滋，多美味啊，仿佛我看到肥美多汁的烤大餐…然后，那只虫在我的脑海里活动了起来——我想像到——那只虫，吃了洒上巴拉刈的枫叶，痛苦的在地上打滚，掉着眼泪委屈的说：

　呜…我只是吃了几片叶子而已嘛。

　只是吃了几片叶子，罪不至死吧。它它它…毕竟也要活命…

　于是至今我尚未有足够勇气打开巴拉刈的盖子。

　最近我看了生态学家瑞秋·卡森出版的一本反农药的书籍《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她说人类用农药防治病虫害的结果，只会使生命力更坚强的昆虫留下来，产生抗药的昆虫，会制造更大的植物病虫害，也会制造生物链上无可估计的损失，一经巴拉松处理过的地区，对人类、家畜己构成潜在的危险，滥用农药将使未来的春天永远归于寂静…

　端秋·卡森在出版此书时受到化工界的打击，被抹黑成“只想把地球拱手让给昆虫的女人”但她至少让一些人明白：我们都是大自然“生命网”的一部分。虫也是，自然界是牵一发而动全局。

　我已经决定不打开巴拉刈了。

　梅雨过后，我发现，竟然有些“聪明”的茑萝种子，此时才探出头来，没赶上昔日的“昆虫大餐”原来，生命自有出处安排。我不知道“聪明”的虫于是否又会发现它的烤大餐。至少，新的茑萝们在一片“落地生”的“婴儿泪”的包围下，目前已安然活了十天。

　啊，上天自有打算。

　偶尔的机缘使我得以亲近泥土一些，体会一个“乡下孩子”的乐趣。虽然，当我是个乡下孩子的时候，我积极向往的是文明的，无尘无土，坐卧书城，出入皆雅彦的生活。府花植卉使我听到心中一直被压抑的一种声音。

　亨利·梭罗在壮年时搬到华尔腾湖湖畔，因为“观察任何一草一本的生长，都令人格外愉悦”在播下种子的时候，我也拥有了观察者沾沾自喜的心情，看着苗圃中细小如砂的种子慢慢的出柔弱的茎、长出子叶和叶片，有时一场阵雨就会摧毁种子们多的努力，可是生命的呼唤使某些坚韧的芽坚持存活下来。

　在空气污浊的都市，我开始留心周遭的环境，对于人家门口“买而不养”的植物，总带着看猫狗的悲悯。令人惊叹的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很多植物仍然以死而复生、萌生新芽的耐力来接旱中偶尔的天降甘霖。

　我们人生中微薄的努力，在大自然面前不值得夸耀什么。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一书中说：“有人为文报导那些‘自当成功’的人的一生，歌颂在困境中追求知识的伟大。我建议这些新手应该到树林里，去挖起一打橡树或山核桃的幼苗，研究一下它们的生命史，方知天外有天！”

　知道天外有天，是成长的喜悦。

　上天自有打算，所有已发生（包括谈得很烂的恋爱）和未发生的，没有不可能的未来。

　这样就对了

　如果要我描绘出一个我理想中的“家”它的气氛必然很像“蝙蝠侠”电影里的蝙蝠。

　它必须在杂乱的大都会中。是的，我非常喜欢隐于市的感觉。一打开门，走进街头，就可以看见红男绿女的浮世绘。关起门来，就剩下我自得其乐。

　就剩下我，一个安于寂静的我。藏在一个可以嗅到所有讯息的地方，却有权接受及拒绝所有讯息的我。高兴出现时才出现，像蝙蝠侠。

　因为这种很自私的癖好，所以我在家不接任何电话。

　电话是备急用的，非到SOS不使用。

　我还需要安静而广大的空间，各种科技化用品。最好还有一个不跟我住在一起的管家。因为我满孤僻，但我也很懒，不太愿意洗衣擦地板，有时心血来做家事，副作用也使我感觉得不偿失，比如：为了烫衣服却在左腕烫出三公分长的疤，煎牛排时差点把自己的指头炸，擦窗户时险些把自己丢出窗外，因为专心写稿而忘了正在放洗澡水，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客厅灯火一夜通明…

　最近我才搬进一个离我的理想并不远的家。

　从来我就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型”的作家，在我的书中，我一直强调现实很重要、钱很重要。因为理想是要靠一步一步踩在现实的阶梯上达成，而有足够的钱才可以不让现实限制你的自由。不可否认，充分的金饯才足以让人拥有一个理想的壳，一个“家”的硬体条件。

　我离所谓的家很遥远，但是我已有一个满理想的“蝙蝠”

　我的家，每间房间都有两面采光，可以邀请阳光与风进来，总共有四房一厅，空间还算充足。虽然偶有朋友来访时会问：“你一个人住？不害怕？不寂寞？要这么多房间来养蚊子？”可是我觉得四个房间刚刚好，喜欢活在都市中，但我却是个不喜欢都市计划的人，我的生存方式顶浪费都市空间。

　我只在上班时间接听电话，回家仿佛走入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我喜欢倒挂在沙发上看书，让乔治·温斯顿的音乐当背景音乐，完全不说话。

　好心的妈妈桑每星期来一次，帮我擦地板及维持窗明几净。

　家具不多，装饰很少，满屋子都是书。前几个月小偷侵入本栋大楼（目前我还没有高科技组合的电脑智慧门，真遗憾），整个屋子翻得七八糟，就是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因为房子里完全没有任何值钱的金银财宝。我想他离开时一定很沮丧，只有自认倒媚埋怨道：“这穷鬼住这么大房子干吗？”

　老实说，从我付得起这样的“家”我才有“这样就对了”的感觉。

　有些人适合群居，爱享天伦之乐，爱门庭若市，但我确实适合当作家——没事就坐在家，独居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生活在都会中，我可以接收人们的声音，但在独占的家中，我才能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

　可以沉思、可以冥想、可以听见自己心中的声音，对我很重要，那属于我生存的自由权。

　终于我恍然大悟，感觉“这样就对了”那表示：That’smyway！

　“我的家庭真可爱，幸福美满又安康。”小时候，当这样的音乐从老风琴的音箱中咿咿呀呀的挤出来，全班同学以充满感动的声音唱出和谐的音调时，我心底的那弦，总是会发出一种尴尬的声音。为什么？当时我不知道。

　十四岁，我离家到了台北，开始一段冗长的宿舍生涯。小小的房间、双人铁、苍白冷清的光灯、沉重的功课，仅容转身的沐浴间。使我多年来都梦到自已被囚在小小格子中，动弹不得。

　我想，我“挣扎”了很久才明白，我对人生的期望和对家的期望，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督不一样。原来我不爱群居，也不爱以“密切往来”、前贴后背的方式表达关心。

　现在这样就对了。

　灵感不是天打雷劈

　灵感哪里来？这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古今中外，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被归类为散漫过一生的类型，说好听点是浪漫、是随，说难听点是疯狂。你的脑海中可能立即会飘过一些代表的例子：比如李白喝酒一斗诗百篇，还不是落魄一生，糊里糊涂抓月而死；梵谷割下自己的耳朵也没人要，死前几乎一幅画也没卖出去，自己贫病一身，徒然肥了后代收藏家…

　这些“天才”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生涯智慧”以上赫赫有名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在艺术文学上有成就的人，被所谓“缪思女神”钟爱的人，都是远离现实的虚妄之徒。人们也总以为，创作者靠的是灵感。有灵感，下笔如泉涌；没灵感，江郎才尽，坐以待疯狂。

　而灵感又是什么呢？它似乎又被形容成和幽灵一样的东西，来无影，去无踪，天生天成，像天打雷劈——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如果你妈生你之前梦见仙人赐彩笔，你就会理所当然成为文学泰斗。

　像杜甫那种讲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凡人看作“没什么了不起”的酸学究，讲出这么苦兮兮的话，就不是天才。

　中国人尊天才若神明“没天才”在多年之后的现代还是被当作自暴自弃、打退堂鼓的好借口。

　我们实在应该来看看外国的“天才”作家是怎么变成万人传颂一时的“天才”的。在浪漫的表皮下，不少大作家可还真是工于心计。从功成名就的文学作家和失败潦倒的作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通则。

　有些人的成功是因为找到好配偶

　美国有一本著名的生涯定位畅销书，叫做《马上成功》，作者是著名的行销策略学家赖兹和屈特，他们致力宣扬“成功的关键，在于骑上一匹好马”（英文书名：HorseSense：TheKeytoSuccessIsFindingaHorsetoRide）他们分析各大老板的成功秘诀，将各种“马”（马=机会）的成功机会作一排比，到底还是发现了一个令大多数人跺脚的事实：找到好配偶，你有二分之一的成功机率，仅次于生于豪富之家。他们举的例子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总裁格罗斯维诺（GibertGrosvenor），他固然非常优秀，使该杂志订户从不到一千增为两百万埯，但最重要的是，他娶了原总裁的女儿，才有握住大权的机会。

　“攀龙附凤”的成功法则不只是企业界才运用，从文学家轶事看来，因好配偶而有成名机会的也不少。

　写《最后一课》的法国名作家都德，就是靠好子成名的范例。他的子茱丽叶文学造诣甚高，但一结婚后就竭力帮助丈夫写作，都德的成就和美满的婚姻完全分不开，他曾说：“假如没有我的子，我一定会因任而疏忽于写作…我作品的每一页她都细心斟酌、修改过。”的确，他在婚前只写了一些动人的小故事，婚后才有大部头著作出现。写《环游世界八十天》的科幻作家凡尔纳在三十五岁前还常遭退稿，每次拿到退稿，他都发誓不写，想把稿件扔进壁炉，还好他的子每次都会阻止他：“亲爱的，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后来他上好运，部部畅销，被译为各种文字，至今魅力不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劳伦斯，笔下任又浪漫的女子处处有子芙丽黛的影子，如果他的文学是烈火，那么她就是干柴。萧伯纳中年娶了富婆夏绿蒂，才得以安心创作，在她细心且严格呵护他的起居之下，他虽常抱怨失去自由，但也活到九十四岁名利双收…成为英国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名剧作家。玛丽·雪莱因为嫁了雪莱，跟丈夫打赌才写出《科学怪人》。维音尼亚·吴尔芙如无丈夫辅助，可能只会住进精神病院…这些都是找到好配偶的例子。

　化危机为转机

　德国文学家歌德是一个永远在谈恋爱的男人，虽然他每次爱到最高时，常自己从女人身边逃走，但一爱上不能爱上的人，他竟也会绝望得想自杀。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朋友的未婚夏绿蒂，不被接纳就算了，夏绿蒂还把歌德的求爱，原原本本说给未婚夫听。挨了一记闷拳的歌德在听到夏绿蒂举行婚礼后，竟想以利刃了却残生，到底还是没勇气死，只好用四个星期的时间，一古脑儿把这个悲哀的爱情故事写成《少年维特的烦恼》，让小说中的维特替他自杀，结果这部小说却在欧洲掀起了维特热，青少年们争相穿着蓝上衣，黄背心、马加马靴的维特装，甚至有人模仿维特为情自尽，连不可一世的拿破仑也把此书读了七遍。歌德因此一举成名，三十岁就当上贵族，一生殊荣享尽。

　另一个少年得志的作家小仲马，也是化悲剧为人生转机的最佳范例，他爱上女，父亲大仲马坚决反对，把他送往西班牙，等他回来时，意中人已因肺病复发而死。为了纪念这段纯挚的爱情，二十四岁的他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茶花女》，从此奠定名剧作家及小说家的江山。此外，《唐吉诃德》也是断臂的万提斯在狱中苦写而成的。

　近年来最会利用厄运的作家，首推朗·科维克（RonKovic），他打完越战回美国时，是坐在轮椅上的残障者，然后他选择以抗议越战重新展开人生，他写的自传《七月四诞生》经导演奥利佛·史东搬上银幕，立即成为成功的影片。

　你不必太早放弃自己

　巨作《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念大学时，因成绩太差而被退学，老师认为他既无头脑，又缺乏学习意愿；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过去连参加大学班际比赛都落选；理查·巴哈据说曾找过十八家出版商发行他的《天地一沙鸥》，全吃了闭门羹。

　一九七○年出版，五年内美国一地的销售量就已经超过七万册。

　不必太早放弃，在应用创意的各行各业都有“反败为胜”的例子，比如创立迪土尼乐园的华德·迪士尼在报社工作时曾以“缺乏创意”被开除；歌剧演员卡罗素的老师曾说他嗓子奇破不能唱歌；雕塑家罗丹考艺术学院考了三次还落榜，他的父亲还曾骂他是白痴。

　众人不看好，你还是得坚持

　你有权利走自己的路，但是每一条路都靠长久的努力，如果坚持得够久，你不一定会失败。左拉经常失业，必须靠捉麻雀和捡人家丢掉的鱼头鱼尾充饥，但仍不放弃任何跟人聊天、观察社会的机会，勤于观察和思考使他完成六百多万字的巨著。福楼拜的一生，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夜以继地在书房里写作，五年才出一本书，他一点也不相信灵感，坚持“天才即耐心”——在别人看来，这种苦行僧的写作方式看来毫不天才，但他用耐心磨出自己的天才。其他如杰克·伦敦、莫泊桑、狄更斯都是一生从不倦勤的苦写者。

　我一直很喜欢诗人惠特曼的说法。有人问他，怎样才可以成为诗人，他答道：如果每天早上你一起就想到要写诗，你就会成为诗人！“永续经营”的企业精神，引用在创造事业中，似乎也可如此类椎。“天才”只是写作历程中第一股推动力，持久的人才能创造文学的奇迹；不相信灵感的“天才”所在多有！

　乡愿之旅

　久未返乡，忽然发现小镇上竟然也有屈臣氏。我如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大声惊呼，这里“文明”多了。

　同行的朋友用“少大惊小怪”的眼睛瞪着我：“你没看过屈臣氏，不可能吧！现在台湾除了山里的猴子之外，都知道…”

　“哇，还有麦当劳，嘿，转角那边，有家7-ELEVEN便利商店！”

　“我不想再跟你走在一起了，”朋友说“你这样嚷嚷，好像土包子！真是…乡愿…唉！”

　“你不了解的，我…”

　不是故乡人，不会了解我的惊叹，我惊叹的不是连锁企业在小镇生，是因我油然想起，匆匆从指间溜走的时光，还有，在没有屈臣氏和便利商店时，每一次令人脸红脖子的药房之旅，还有昔日的我，那个脸皮曾经薄如蝉翼的少女。

　青春期，买生理卫生用品真是我人生最感困窘的时刻。那时根本没有开架式陈列的商店，只有由凶凶老板娘看守的西药房。凶凶的老板娘看守，算是最美好的时刻，至少我还敢壮着胆走进去说：我要一包那个…

　最怕的是中年老板看守着，或者，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来“开讲”那我总会再三的在门口徘徊，迟迟不敢踏进一步。我相信，我如果开口说，我要一包卫生棉，他的眼睛肯定会变成一只只追逐可怜兔子的猎狗。

　生理期一到，我就像霍桑笔下贴着猩红A字的女人，在药房面前，感到一种一切都被窥伺的无奈。

　小镇如此保守。当时的我甚至不曾跟同龄朋友讨论过：你们怎么解决的问题。仿佛世上只有我有这样的“瘤疾”日子慢慢过去，生理期则度如年。

　甚至不肯跟母亲说，用完了，你去买好吗？奇妙的叛逆期，凡属于自我秘密范畴的，一概不与任何人讨论。

　我想，母亲买生理用品的心态未必比我健全多少。她总会叫老板娘用报纸，把卫生棉当礼物一样层层包好，才会放在脚踏车的篮子前面带回来。

　大人们总会告诉步入青春期的女孩，现在你们得特别小心，否则，万一给人家怎样，你就完了。

　跟男同学在学校说话，会被视为行为不检点。一起出去玩，记警告，还要上训导处。总得行止合宜，深怕“一生名节毁于旦夕”

　我不知道，是环境让我异常，还是我特别异常。由于到女生厕所，要经过男生教室，能少去几次，就少去几次，好像做了亏心事般，怕被人猜。

　初三，有一位同班同学得了肾炎住院，不知道是否是这个“上厕所的不洁感”所导致的后遗症。

　健康教育课本，我都读了，可是，用的还是不太健康的心态，在看待自己的身体。

　不可能跟师长、母亲、同学商量，又没有姊妹，少女的我、孤僻的，沦为一座孤岛，对自己的身体，竟时时慌张失措。

　后来到了台北读书，发现台北有开架式商店时，简直是欣喜若狂。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爱上台北，竟是因为卫生棉。

　“台北同学”也教我大开眼界。有天早自习，全班每个人都在抽屉里发现一包卫生棉。原来是某公司为了推销产品所送的样品，不知怎么潜入学校里散发的。

　我不动声的收进书包里，有一种“好运从天而降”的芳心窃喜。后座的同学，则很高兴的拿出来挥舞，对另一位同学说，喂，有五片呢。你要不要，我的份用市价的半价卖给你，反正我家都是我妈买的，不花我的钱！

　我以侏罗纪公园里游客看着暴龙的眼光看着她。她的话让我忽然明白两件事：一是，免费的样品也可以很大方的拿来做生意赚零用钱；二是“秘密”用品也可以大声嚷嚷。

　台北让我卸除某个绣在前的A字。我看见城市的可爱之处，虽然那时，我住在一间只有十坪大，八个女孩必须共用的宿舍里，洗澡洗衣都要排队，灯光严重不足，使我的近视突飞猛进，八十岁仍鞠躬尽瘁的女舍监喜怒无常，不时对人破口大骂，一旦不打细算就会在月底呈饥馑状态的生活费，非常沉重的课业，还有每次都觉得我们“本省籍”同学没那么聪明的东北籍老师。

　我忍不住闪进小镇新开的屈臣氏，像做市调一样东看看西看看，想知道小镇的商品和台北有何不同，当然没有不同。“真无聊，这种全台湾到处都是的店也要逛，”同行的朋友说。“而且，你的眼神看来…比猫抓蟑螂时还认真！”

　忽然有人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小名。

　很久很久以来，除了我祖母外，已经没有人叫我的小名。

　我一回头，看见至少有十年没碰过面的玩伴，在收银台那儿笑着看我。身边有个女孩，比离开家乡，独自到台北读书的我还小一些。但己亭亭玉立了。

　“叫阿姨！”

　女孩恭恭敬敬的叫了。你知道，现在我听到有人叫我阿嫂，我一点也不开心，只会感觉“岁月催人老”何况她妈和我同龄，是我儿时玩伴，我总不能像对一般朋友的孩子耍赖道：“叫姊姊就有赏。”

　“这…这么大了！”我结结巴巴的说。

　“你可不可以帮她签名？”我的童年玩伴说。“她一直不相信你是我同学。”

　我很虚荣的答应了。我在犹豫，该写什么话祝福她。“未成年吧？”我问她妈。她妈点了点头“那我可能不能写：爱情顺利…”我喃喃自话，看了儿时玩伴一眼，她忽然变成张牙舞爪的老虎：“你敢写爱情顺利，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你没变，”我笑了。“还是跟以前一样鲁！”

　她猛猛捶了我一下。我只好写：学业进步。

　她走后，我的“台北友人”问我：“你是不是一直在隐瞒年纪？你同学的小孩，唉呀，我的妈，已经像是个少女！”

　我没有回话。我的这位儿时玩伴，也是我的国小同学、国中同学，只是她留在小镇念完高中，十八岁就当了母亲。在她重考的那年，她奉女儿之命结了婚，她没请我参加婚礼。

　我想，她是跟我受同样教育，在同样的气氛中长大的。“大人们”教我们很多，但没教我们，怎样面对自己的身体，怎样处理男人和女人的问题，我们同在“不可说”的某种白色恐怖中长大。她的爱情从某个角度来说很顺利，初恋情人成了丈夫、孩子的爹…她在我这年纪，女儿已经快要变成少女。但她并不希望，女儿如她这般爱情顺利。

　有人期望爱得顺利；太顺利的人，又感觉有些不甘，像搭上速度太快的子弹列车，早早到达目的地，但却得牺牲窗外的视野，惋惜那些如幽浮飘过的韶光，感叹着，自己一定错过了这些那些。

　我们永远会凭吊已经变成不可能的可能，只能是曾经的曾经，还有独一无二的记忆，永远不可能重来一次的拥抱，不会再扰自己心神的他的影子。光的酵母菌使记忆酿成了酒，美酒醉人，苦酒一样使人醉。

　…即使是那些诚惶诚恐的，在药房门口等待凶凶的老板娘看店的日子，即使是因为功课赶不上而下的苦涩的泪，老是吵架打架的童年玩伴，即使是通不过真情考验的坏情人第一次说“我喜欢你”

　我们再怎么精明，竟也宁愿，在记忆里乡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