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叶兆楠想，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隐含着不少的层次。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顿时让徐立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扩街是曹书记主政以来，雄心地开展的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动作。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工作的难度决定的。封建时代，新县官上任，如果囊中羞涩，有一个快速敛财的好把戏儿，就是出一纸公告，对店铺林立的某条大街进行扩建，马上会有当地的绅士、财主们纷至沓来，上门进言劝阻，县官只管收银两、银票就行了，收足收够了，适可而止，大不了再出一纸公告，说出某种不必扩街的另外原因，这事情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敬请读者千万不要误解，我把“扩街”说成是县令的敛财项目，不是讽刺现在的各级领导，只是为了说明搞这个动作难度大，是自古以来都不容易的。现代的领导人一上任，也同样喜欢扩街。当然不是为了敛钱，而是为了发展大计，为了早出政绩。城镇的大街，不仅是商品经营的门面，也是主要领导的脸面。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解决交通拥挤，消除“脏、、差”扩街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声令下，容不得任何人去说情、上供“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没有一个县级领导表示疑义，就证明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

　县委、政府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专门成立了以郗县长为首，徐县长和叶县长为辅的指挥部，城建、工商、公安、法院、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动作。首先是十几辆锃明瓦亮的小汽车一字儿排开，到包括民主街、民生街等四条大街进行现场办公，筹划运作，几条街上的门面房主们立刻惊慌起来。有好事人很快就编出顺口溜儿来：

　前边走着郗知县，

　后边跟着“徐百万”

　带着公安和城建，

　眼看要扒一大片。

　这项工作的政策强，牵扯面广，一定要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当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提着白灰桶，在几条街的门面房前的墙上，写出画着圆圈的“拆”字，限定拆除时间后，好事人又有了新顺口溜儿：

　头排哭，二排笑，

　三排抱怨没扒到，

　四排五排看热闹。

　大气候一旦形成，你商家再唉声叹气，也是阻挡不了的。商店里的老板们打出了“赔血本，大甩卖”的广告，开始处理剩余商品，企图捞一点儿是一点儿。群众的消费心理就是怪“买涨不买落”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低补偿标准，这就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不能向第二排业主出让，因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考虑，说不定将来还有继续扩建的可能。另一种意见是，要是这样的话，沿街的门面房就不会整齐，很不雅观，失去了动这么大劲儿拆迁的意义。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说，这有什么？错落有致，空下来的地皮，就作为空场，铺上些彩花砖就行了，也不失为一种景观。

　争来争去，郗县长不愿意在这上边费脑筋，拍板说，大家不要争了，这件事儿，就由立身同志全权处理吧。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叶兆楠，对于郗县长的这种安排，心里很不好受，怎么一回事儿？自己是班子明确过的抓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此时却成了“聋子的耳朵”反而没有权力当家了，有点让人扫面子。叶兆楠本来就对上访群众瞧不起他，心里一直窝火，真想在这件事情上当家做主，体现一下权威，可指挥长既然安排了，就没有办法再与徐立身争这个操作权。转念一想，反正人家徐县长是常务，郗县长的安排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犯不着争。再说，一个外来的干部，没有当地产生的领导熟悉情况，是福是祸，还说不定，走着瞧吧。

　徐立身本来对拆迁工作并不积极，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表态。见郗县长这样安排，就活跃了一些。他一下手，艰难的拆迁工作竟然顺利起来，上访的水渐渐消退了，一街两行的门面房齐齐整整地建了起来。二徐立身在丰县的绰号“徐百万”无人不知。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版本说，那是徐立身当年当乡镇委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工作很出色，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你们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多少？徐立身说，不多不多，只有二十多号人。记者又赞叹地问，咦，只这么多人，怎么能把工作抓得如此好？徐立身高深莫测地说，中自有雄兵百万。这话传出去以后，徐百万这个绰号就开始兴起了。

　另一种版本是，徐立身非常有钱，百八十万的，不在话下。现在的大款们，百万资产实在是雨，可在当年，能够号称百万的人，在丰县是极少数，尤其在干部队伍中，是根本不会有的。谁也没有真正核定过徐立身的家产，只是从他家的住房面积、装修水平来看，规模和气势宏大，儿子有一个运输车队，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老婆脖子里的金项链，有“拴狗绳”细，倒是真正拴他家那两条纯种大狼狗，用的是不锈钢链子等奢华来推断的。说穿了“百万”只是一个形容词，一般形容词是夸大其词的，这里倒说不定是缩小了。

　徐立身开始对这一绰号相当恼火，但没有办法，防众人之口，甚于防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当有人和他探讨起这一绰号的来历时，他说的都是第一种版本。他心里很清楚，起作用的当然是第二种版本。人们称他“百万”都是往他的资产上想的，任他们说去，反正自己的家产有多大，就像哑巴吃饺子，自己心里有数。这几年，百万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徐立身对财产的占有不足，但对官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足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年龄和假文凭，以及任职的届数，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多大进取。官久自富，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确得力于自己一直干的是有职有权的角色。常务副县长干了两届了，下一届肯定要到人大、政协去，徐立身认为自己退下来，做一个人大、政协的一把手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选择是当人大主任而不是政协主席，到底人大主任比政协主席要好一些，所以一直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

　在表面上，徐立身和已故的秦主任没有一点矛盾，其实积怨很深。他最不满意的，是这个秦鸣鸥经常对别人说起让贤给他的故事。事出有因，虽然当年徐立身曾经感动过一阵子，但到底并不服气，天知道是你秦鸣鸥的本事大，还是我自己的本事大？凭什么说是你让贤给我的？你秦鸣鸥把这件事儿挂在嘴上，难道让我承情一辈子？可这些抱怨是埋在肚子里的，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当有人向他说起这些传言时，徐立身常常哈哈一笑，是啊，秦老兄高风亮节啊！

　徐立身很善于低调做人，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权重位高、财大气的样子，在酒场上，和大家开玩笑时，总是说，你们看，真正有本事的人能够把别人的肚子搞大，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大家哈哈一笑，没有人肯当“揭老底儿战斗队”的队长，他当年在乡镇干时，把人家小姑娘肚子搞大的轶闻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至于现在的那些风韵事儿，只有他的司机清楚。

　在他当上副县长的第二年，组织上曾经准备提拔已经当了政府办主任的秦鸣鸥。徐立身盘算以后，觉得这个秦鸣鸥的威信比自己高，如果成为副县长，肯定对自己的进步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就指使人罗织了秦鸣鸥十几条罪状，不早不晚，就在市委常委们开会研究干部前，给每一个常委的案头都送了一份告状信。这让当时的市委书记非常作难，只好让组织部门在书记办公会已经拟好，提常委们通过的名单上，把秦鸣鸥划了下来。市委书记为此还动了不少心思，批下去查吧，县委书记保护这个同志；不查吧，又似是而非。最后的结论是，不查不问，暂不提拔使用，就把秦鸣鸥搁置了下来。

　徐立身搞的这个小动作，秦鸣鸥是否知道，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只知道秦鸣鸥被搁置以后，徐立身特意在家里宴请了秦鸣鸥。找来的几个陪酒的，都是他们的一帮老哥们儿。开始时，大家避口不谈这次人事变动，喝到高了时，有人就骂组织上瞎了眼，放着这么好的干部不使用。

　秦鸣鸥“呜呜”地哭了起来，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表白说：“大家都别说了，我能够想得开，是自己的命运不济。有些人啊，笑里藏刀，心怀鬼胎，看不透啊。明易躲，暗箭难防，我吃亏就吃在为人太实在上头啊。这么些年啊，多少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我就像山里的一只癞蛤蟆吃酸枣，憋足了劲儿，向上一跳，扑了个空，又聚一次劲儿，再向上跳，仍然扑空，就这么跳啊，跳啊，希望犹在，前程渺茫啊。哪像人家徐县长，官运顺畅，财运通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啊！”听到这些话，徐立身脸不红，心不跳，赶紧劝大伙：“秦大哥喝多了，喝醉了，我们不要再喝了，马上送秦主任回家！”说着，亲自去搀扶秦鸣鸥。

　秦鸣鸥说：“老弟，你不要管我，我没有喝多，咱哥们儿铁打的关系，我甘愿侍候你，你让我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说着，唱起了越调戏：

　小奴家坐云楼心思徬徨，

　想起了身前事儿好不心伤…

　一桌子人这才知道秦鸣鸥真的烂醉了，赶紧七手八脚把秦鸣鸥抬了起来，送到了大门外，进了徐立身的车子里。

　打那以后，徐立身在别人面前总是威风八面，到了秦鸣鸥这里，却不心虚，真的像看到了不是吃酸枣，而是趴在脚面上的癞蛤蟆，有一种腻歪歪的感觉。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在徐立身看来，并非是最后的一次握手，而是带有报仇质，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郗县长安排让他全权处理拆迁的善后事宜时，徐立身亲临一线，超常规地开展工作，确实发挥了稳定民心、推动进度的重大作用。他的办法看似简单，却是叶兆楠这样的人想不到、办不到的。黑白两道，全部用上，战术上暗合了孙子兵法，对业主们各个击破。有些业主冥顽不化，就指使黑道上的朋友带上刀具，半夜里进行恫吓；有的人送来了钱财，就网开一面。城建局局长是自己调教出来的，三寸宽的条子一到，立刻落实照办。第二排的业主们向外扩张了，纷纷称颂还是徐县长英明，会处理复杂的问题。剩下面积不多的第一排业主们，徐县长着头皮，让第二排的人出高价，折算出大一点的比例，给前排的业主补偿，留下一部分收入，分摊给职能部门。城建、土地部门非常高兴，积极地给第二排的业主补办出让手续。当然，补偿的标准就不再统一了，头排、二排的业主们，出钱的和得钱的，差距很大。差距的大小，正好同给徐县长上菜的数目成正比。出钱多，或者得钱少的人自认倒霉，忍气声，不敢抗争，白白给幸灾乐祸的人当了一次笑柄。

　在这一段时间里，叶兆楠当配角，除了长了不少见识外，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白天无所事事，夜里就和李静娴通电话，煲出了不尽的情话。在拆迁工作即将告成的时候，李静娴来电话说，自己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反应，医生诊断说，已经怀孕了，你说该怎么办？叶兆楠大喜过望，说这很好办，我们马上旅游结婚去。于是，叶兆楠在拆迁的关键时刻，请了半个月的事假。郗县长觉得反正他在家作用也不大，没有问他干什么，就给曹书记打了个电话，两个人都答应了。三郗应松在处理拆迁过程最后的纠纷时，表态让徐立身全权处理矛盾，基于复杂的考虑。

　首先，郗应松不愿意趟这浑水，他要找个替身。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一个县长竟然如此小心眼儿，踏“雷区”、排地雷本身就不是首长的事情，自有连、排长以下的工兵干，你只要坐在指挥部里下指示，摇鹅扇就行了，哪有什么浑水可趟？其实，这只是局外人的一般看法。现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谁当家做主，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你想躲都躲不开。特别是拆迁工作，越是接近尾声，就越难。

　在开始行动的一段日子里，四条街的老百姓，人汹涌，闹事的人打着牌子，提名道姓地要和郗应松对话，甚至齐声呐喊：“郗应松，你出来！”并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用不着郗应松出面，一切问题就刃而解了。只要有老实一点的老百姓开始拆房子，其他人知道大势所趋，政府补偿就那么一点，谷糠里榨不出四两油来，都得乖乖地拆迁。个别的“钉子户”、“难户”还可以动用警力或者司法手段解决。

　在研究处理遗留问题的会议上，郗应松盘算一下，前期大声势时的工作好做，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剩下的这一些超一排、占二排的业主，还有那些被巴掌大的地方遮盖，一时无法成为前排，巴望着成为第一排的业主，出于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都在想方设法向他这个县太爷公关。这些人都是本地的地头蛇，神通广大，公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不知道其他副县长受到何等煎熬，只知道他这个县长、指挥长是万万躲不开的，已经走到了矛盾的焦点上。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变上访为下访了。

　从出现苗头开始，不说这亲自造访的上层人物，天天有几个酒场招待需要应酬，还有一些人拿着权威人士的信件和重礼，深夜或者黎明朝晋让人吃不消，连这手机、固定电话就接不及，六七成都是为两种不同处境的业主们说情的。市财政局、发改委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得罪，市检察院、纪检委等要害部门的人员也凑热闹，都得对付。更有甚者，是在民生街上，有前后两排人家，都自恃上边有人，互不相让，斗争烈到了要拼刀子杀人的地步，一点也没有古人“让他三尺有何妨”的雅量。

　这几天里，闹得最凶的两家把矛盾上了。郗应松接到两个电话，都是省里的要员打来的。一个是省纪委的一个处长，用很谦和口气，请他这个“父母官”给亲属予以关照，打了好长一阵子哈哈，特别邀请郗县长到省纪委来坐坐，多几个朋友没有坏处的嘛。另一个是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真的让人可气，说话的口气用的是指示质：“我表姐家的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带点威胁人的味道。

　郗应松接电话后，悻悻地想，就这号素质，竟然能在省直要害部门当差！这些有尚方宝剑的人，绝对不可小觑。他们达到了目的，也不会感激你，这是他们的权威在发挥作用，你不得不听他的。达不到目的时，肯定翻脸不认人“磨道里找驴蹄儿印”找事儿就有事儿。就是这些躲不开、挥不去的问题，真让郗应松头疼，让自己的部下来缓冲，可以化解好些不好处理的棘手问题。

　至于用徐立身不用叶兆楠，也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在县委那个四方大院的时候，郗应松就知道，这个徐立身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是从乡镇基层上来的，工作经验丰富，社面广，社会关系复杂，黑白两道统统吃得开。你说他办法灵活也罢，说他手段恶劣也罢，反正有奇招、怪招，能够处理复杂的矛盾。这也是他一直能够稳坐常务副县长不下来的重要原因。郗应松多次看出来，曹明祥当县长时，明显地让他几分。所以，郗应松来政府主政以后，对这小子颇有忌惮，别看他表面上不温不火，骨子里却专横跋扈，有点“扛膀子”甚至有些时候，越过自己，直接向曹明祥汇报工作，把新来的县长并未放在眼里。

　这次专题研究解决拆迁疑难问题的会议上，在大家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时，郗应松观察到徐立身一言不发，就知道这家伙“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他肯定瞧不起其他副县长，认为别人浅薄，只会纸上谈兵。再说，一开始让他参与拆迁工作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干，分别给曹明祥和自己申明：“我是一个本地人，处理拆迁工作，无私有弊，是不是回避一下？”郗应松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无非是没有油水可捞。这时候让他出马，在别人看来是个苦差事，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肥缺了。果然，徐立身连让都没有让叶兆楠这个主管县长一下，就爽快地接受了任务。事后，郗应松想，幸亏用的是徐立身，这事情要让叶兆楠来做，绝对不会有如此好的效果。

　从深层次讲，郗应松没有当上县长时，巴不得立刻当上，一旦当上了，就觉得许多事情不好处理。一是在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必须听命于县委书记；二是在工作成就的分配上，功劳当然记在书记的账上。比如这县城建设的十件大事，郗应松不赞成一下子搞几条街的拆迁，可曹书记拍板定案，你不得不遵照执行。书记是把握大局的，你做县长的就要坐镇指挥，关键的时候又必须冲锋陷阵。弄好了，不要说上级表扬书记的工作力度大，就连老百姓多年以后的口碑，也说是“某某书记在任时办的好事儿”弄不好，就是书记不批评你，也显得自己无能。

　郗县长主政前，就把全县的政治形势略地做了一番估计。他觉得曹明祥容易对付，但使他头疼的是常务副县长徐立身。曹明祥这个人宽厚、大度，表面上脾气火暴，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其实是一个柔肠君子，能够容人容事。徐立身这个人则不然，自恃自己是丰县的“坐地苗子”根基牢固，除了听县委书记的话以外，根本不把外来的县长放在眼里。

　说穿了，别看徐立身瞧不起出身知识分子的郗应松，可郗应松除了瞧不起徐立身以外，还瞧不起有点土气的曹明祥。郗应松认为，曹明祥这个人，确实没有吴国栋的城府深。在曹明祥前期当县长时，埋头拉车，风风火火，一心扑到工作上，到头来，反而被吴国栋搞了一下子，差一点没有接任书记，这不是有点“愚忠”又是什么？当时他对自己指使宣传部长造曹明祥舆论就有点后悔。后来，事实证明自己的处理是正确的，暗处庆幸，果然一石三鸟，把曹明祥推上去了，把萧干排挤走了，自己当上了县长。

　但让郗应松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一贯被郗应松认为糙的曹明祥，自从当上县委书记后，竟然斯文起来。发型、衣着开始讲究，就连神态、步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举手投足间体现出一种威严的气势。股不但决定思想，而且决定精神面貌。这些别人觉察不到的变化，郗应松的感触却很深。可他又感到，曹明祥骨子里的正直坦并没有变，工作作风还是一竿子到底。有时，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通知下属局长、主任们研究事情，却找不到，因为这些人被县委办叫去了，曹书记要亲自安排工作任务。还有致命的一条，就是曹明祥批评起人来，一点也不留情面，夹带，往往把他这个县长也会捎带进去。有几次“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曹明祥否决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时，很少用委婉的方式，让一个堂堂的一县之长夹在常委们和副县长们中间，很失体面。

　有了这些思考，郗应松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方针，就是尽可能地避实就虚，明哲保身，以求一逞。最好的策略就是向上推，向下卸，下边挡风，上边避雨。他自己原来不善饮酒，现在竟然多次喝得迷糊糊的，心里却非常清醒。

　这一段大搞市政建设的工作，郗应松和曹明祥把下属分工得很明确，确实出现了很大变化。叶兆楠虽然请假了，无关大局，因为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艾朋庆分管的清真寺周边环境清理，汉族群众本来就惹不起回族同胞，进展顺利。周志茹分管的街心花园项目，虽然在她的指导下，搞出的成品有些柔，也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副县长王彪分管了河套公园和橡胶坝项目，夜以继，跑资金，筹集资，拉赞助，让工程队垫付建设款，比预期的提前开工了。有时，政府办公室打电话找他回来陪客人，他却在工地上同工人一道吃过饭了。在橡胶坝充气储水的那天晚上，这个同志一夜没有合眼，红着眼丝，指挥众人筹办庆祝仪式，天明时分才在工棚里歪了一个多小时。这样的干部现在确实不多见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参与公园建设的民工们非常感动。

　在县里轰轰烈烈地大干快上的时候，乡镇工作仍然遇到不少难题，项明就被上访和突发事件得不开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