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萍
对话者：严歌苓、李亚萍、蒲若茜
时间：2004年9月23
下午地点：山东威海
在山东威海举行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碰到了严歌苓，在张翎的引荐下，她答应和我们聊聊。聊得很随意，但还是以她的作品为主。
蒲：由于语言、题材的局限，在海外华人作家中，少有你这样在大陆、台湾、美国主
社会同时获得褒奖的作家，而你的创作题材跨度很大，《扶桑》涉及美国华人移民的早期历史，而《谁家有女初长成》又专注于大陆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在你写作的时候，你是否有一个期待读者群？严：我并没有为自己设定期待读者群，而只是考虑写作的问题。从写作形式、文学价值方面努力去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当然我参加台湾一些评奖的时候，我是要与评委进行对话的，以此来获得我文学价值的实现。我很自信，自己能够取得成功，而且每次也确实如我所愿，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李：为何你出国后会想到给台湾投稿而不是大陆呢？
严：当时也是出于赌的心态，另外也是由于在台湾发表文章比较简单，人们认可就行了，没有太复杂的人际考量，如果在国内，如果我的作品发表了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是我的作品真的写得好呢还是那个编辑认识我呢？台湾就如同在美国一样，发文章就是发文章。而且我刚出国那阵子，生活也比较艰难，台湾的稿费相对比较高，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
李：记得您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最早是通过梅新先生的介绍和鼓励去台湾参加《联合文学》的评奖的，于是就有了《少女小渔》。
严：对，因为梅新先生等于是将我的作品介绍到台湾的第一个人。我在出国前写的《雌
的草地》先在国内出版，后来由梅新先生介绍去台湾三大报连载并且在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在那边影响很大。李：其实您之前也在国内写过小说，并且获过奖，但是您在国内的知名度可能要到最近两年才有上升。记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您的小说后，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就是从2000年以后才突然有许多关于您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出现。
严：早期我在国内属于部队作家，虽然也获过奖，比如《绿血》曾获“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但影响相对较小。出国以后，虽然在台湾获得很多奖项，但在国内还是影响一般。我向国内投稿是在1996年才开始的，当时我看到许多地方转载我的文章，又没有稿费可拿，就直接投稿了。在国内真正产生影响还要归功于陈冲拍了电影《天浴》以后，当时电影因为某些地方过于暴
就
映了，现在好像还是这样，不过这部电影确实拍得很美。2000年我的《人寰》在台湾获得了《中国时报》的百万大奖，这可能也是引起许多读者关注的原因之一吧。蒲：你觉得你的海外生活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海外是我文学的一个迁徙，考虑的主要是一个语言情感的表达方式问题，也就是文化的转译。如何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中用母语去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一个挑战。也迫使我能够去思考如何以最确切的语言表达我对文化的理解，并且使别人也能了解到。汉语的优点就在于含蓄、经济，文字中就能反映出语言的魅力。而我在西方的学习经历，也能够自觉地把西方文学中的优点融入我的文字里面，比如它们所具有的动感、比较实的感觉，就像普鲁斯特的那种风格，我试图通过这种借鉴和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汉语体系。两种语言给我很多灵感，使我有更多的
感。李：对，就像你的小说《栗
头发》、《扶桑》中所表现得那样，两个人的语言总是在走平行线，无法相
，即使是语言上能够沟通也未必能够真正达到心灵上的和谐。你将这种感觉表现得很细腻，这是你写海外题材时的一个创新，其实这一点恰恰最能够突出文化上的差异和阻隔。严：因为语言的背后还有文化传统的存在，仅仅是语言的相通未必能达到沟通的目的。
李：因为你自己也是嫁给一个美国人，在散文中也提到，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交流阻
的情况，现在还这样吗？严：现在当然好多了，毕竟在一起有七八年了。一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他和我已经能够达成默契了，我说上半句他大概就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蒲：你的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
，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的草地》到《白蛇》、《少女小渔》、《扶桑》、《谁家有女初长成》，你写过各种各样的女，为何你这样关注女的生存状态，你对女人的理解是怎样的呢？严：我从小就去当兵了，12岁，可以说是在女
集体中成长的。在当时所受的教育中，女是与男对立的，男是主体，女是客体。男是敌人，是权利和力量的象征，女则压抑、
柔地对抗着他们。我12岁入伍，25岁退役，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步确立的时期，对世界、对人及其对的看法已经形成基本的概念。我对女人的观察非常仔细，对女人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认为女只有在作家的笔下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魅力，而且在著名作家的笔下，都是因为女写得成功，作品才成功，你看《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利尼娜》、《红楼梦》等等都是将女刻画得非常美丽和丰富。男人由于是狩猎者，情感包裹很严，女人要丰富、形象得多，从少女到母亲到老年，每个阶段都在变化，都有不同，1-12之间是一个阶段，而18岁之后又是一个很不同的时期，进入30女开始变得更为有丰韵。男人的切换就是从男孩到男人，从视觉形象上而言就不如女的变化来得大。蒲：你对西方的女
主义是如何看的？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女主义的影响呢？严：我不赞成对极端对立的女
主义，就像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我们不能那样去战斗，如果大家对立，我们毫不受益。我觉得女活着就是一种强大，就像扶桑这样的女人。传统的中国女和日本女都有相似的特点，柔顺、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种疼痛，包括精神上的和
体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李：看萧红的《生死场》也有这种的感觉，你会被这种强韧的生命力所震撼。
严：我很喜欢萧红的《生死场》，我欣赏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非常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我之所以写《扶桑》就是有感于这种女
精神的伟大，我身边所接触过的女就有许多是这种类型的。我前夫的母亲也就是李准的太太，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很聪明、宽容、始终都是荣辱不惊的状态，这给我很多启示。李：说到《扶桑》，大家对这部小说都很感兴趣，你当时是怎样想到要写这样一部小说的，而且扶桑身上是否寄予了你心目中理想的女
形象？严：我在最近一期《青年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谈我自己的创作感想时，就谈到《扶桑》的写作源于一张照片，我去看一个19世纪华人移民的图片展，看到这样一个穿着中国服饰的唐人街
女，我想到了很多，对她的好奇心迫使我去寻找，为她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来告诉别人。我也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去泡图书馆翻阅各种历史资料，也看到了有关唐人街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我很震惊，即使在我生活的今天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觉得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写《扶桑》的动因。应该说扶桑身上确实体现着我对理想女的看法，我就希望女是母十足的、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个地母一样包容一切，原谅众生，即使是背叛过她或者凌辱过她的人，都能够得到她的宽容。虽然生命中充满劫难，但她都能够一次次地愈合伤口，并且出落得更为
丽和充满生命力。李：对，就是庄子所说的“上善若水”
严：许多农村的妇女都是这样的，她们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无知、混沌但是她们却是最幸福的人，她们不像现代人那样脑子里充满各种各样的概念，她们很自然，就凭着自己的直觉走。我欣赏这类女
。李：那你在写扶桑时有没有将她作为19世纪中国的象征？我觉得你写的扶桑很有象征意味，与克里斯的恋爱可以说是中国刚被打开国门之后，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和
恋，而西方同样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心，而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始终处于内外困的屈辱之中，但她能够坚持下来并且充满
生机。严：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也有人这样指出过，但是我当时只是想将这个女人的身世和传奇告诉大家，仅想在表现一个华人移民女
的命运中突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种种隔阂和阻碍。扶桑和克里斯的爱情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天长地久的情感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克里斯对扶桑始终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心态，他认为扶桑就生活在悲惨中，需要获得解放。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尤其是美国人的，扶桑也是很聪明的，她其实看清了一切现实，尤其是在唐人街发生大屠杀之后，她意识到西方人与东方之间的隔膜和仇恨无法解决。虽然克里斯一心想拯救她，但在大勇面前，克里斯居然将刀到扶桑手中，让她自己解决大勇，这也是西方人自私心态的一种表现。最终扶桑选择大勇，我在小说里写到“她从此有了一个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的保护，以免她再被爱情侵扰、伤害”这是宿命的结局也是扶桑理智的选择。这里面其实也表明我的一种文化的反批判，我觉得门当户对还是有相当多的可取之处，不同民族的思想、主观意识都是有差距的，更何况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李：前两年就听说你的《扶桑》要由陈冲改编成电影了，而且说主角也定了，由张曼玉出演，我们一直都很欣喜地期待着，大概什么时候能和观众见面呢？
严：现在我也不清楚要多久了，因为原先投资在这部电影上的资金被投资人转移了，陈冲又生了孩子，所以可能要等一阵子了。
李：说完扶桑，我们要问一下您为何会关注起国内贩卖妇女这个题材的呢？《谁家幼女初长成》可以说是第一部反映这个题材的小说，当然有很多通讯新闻、报告文学、纪录片等，但小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能够谈谈为何创作这部小说的？
严：身在国外，我很难看到大陆的任何消息。两年前看到了香港杂志一篇报道，有关大陆拐卖人口的统计，非常惊人。同时也想起我们家以前的一个小阿姨讲的故事，她从安徽过来的，讲了去深圳打工的经历。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有一点形象，仿佛变成了一张照片，我一直死心眼地想让它活起来。这部小说我只用了20天就写完了，写得非常顺利。
蒲：作为远在海外的作家，能如此关注、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关注下层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实在是很难得的。
严：我没有麻木，我非常能设身处地想这个问题，而国内作家对此比较冷淡。既无知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女人是很危险的，我对无知的女人既同情也批判。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是对巧巧这种女
的一种批判，她们的虚荣、无知造成了后来被骗的命运。我觉得拐卖从来就不是强迫的，而是因为她们过于信任别人才导致的，对这种女我是爱恨加的，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将会怎样，我同样如此，巧巧和别人到了火车站以后她对自己将要走的路茫然无知，而我也是在一种不知的状态下创作。她跟扶桑是不一样的，扶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然表面上看来很混沌，但是她
明一切。李：求新求变可以说是你写作的一个追求，无论在写海外题材还是国内题材的小说中，你都是不断在超越自我。尤其在你写文革题材的小说时表现更突出，从《白蝶标本》、《白蛇》、《天浴》到后来的《人寰》、《拖鞋大队》等都非常突出，虽然是写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故事，却不是一层不变的格调，而是不断出人意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文革题材的小说你越写越游刃有余。我们都很喜欢《白蛇》，首先是被它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以不同的版本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产生很大的文本张力。你是如何考虑到用这种官方版本、民间版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呢？
严：我这个故事也是听来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梦，文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我就曾经有个构想，女儿回忆母亲，以十年为分割的标记，每十年写一次，这样写出来的母亲，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每次都会不同。《白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人的故事，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陈凯歌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有意将它改编成电影。
蒲：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创作题材、叙事的方式和语言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努力？是对自己的超越，但同时也是读者阅读定式的挑战，对吗？
严：确实如此。我现在创作中遭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我每一次创新和改变都有可能会抛掉一部分读者。因为像《扶桑》、《人寰》等这样的作品，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艰难，很难进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李：对，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大部分是在用独白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活动，叙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而且你自己又忍不住要站出来阐释一番，这会让读者感到故事情节被阻断了。《扶桑》在阅读上的困难是最大的，她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的空间，所以也就难以顺畅地读完。
蒲：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个知识女
叙事者的存在，无论是写少女小渔，还是农家女巧巧，叙事和内心独白都
离不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的口吻。严：说到这个女
叙事者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离其中，在对话上我可以尽量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她的身份，但叙事语言就很难做到。有可能是文革对我的影响太大，我控制不住自己要进入故事中，去评判一番，这是比较自然的做法。李：所以读你的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在《白蝶标本》中对成人世界虚伪和冷漠的揭
，《人寰》对文革中出卖和背叛的无
之举的批判，《天浴》中对男兽行的揭示等。严：对，这点我确实表现得很强烈。我认为道德是一种审美。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很丰富也很精彩，但如果在我的道德审美上通不过，我就不会选择写他们。
李：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你要在河南的农村呆一段时间，是否要创作新的小说？
严：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我想去体验生活，了解民间存在的种种有趣的事情，尤其是他们的语言。我很羡慕赵树理这些老一代作家，能够将人物的语言写得如此形象和幽默。像莫言、余华也都写得很好，我就试图能够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灵感。至于新作快完成了，我不便在这里透
。最近我出版了一个小说集，就是以“穗子”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李：你的作品在国外评价如何？
严：《纽约时报》登过我的书评，《白蛇》那个小说集翻译成英文后，有人说我的小说有欧•亨利的结构，莫泊桑的语言等。《扶桑》在国外引起的影响比较大。
蒲：你与美国华裔作家来往多吗？对他们怎么评价？
答：我和谭恩美比较好，和哈金还可以，谭恩美这个人比较幽默、
感，很珍惜自己的东西，小说语言比较漂亮。李：总觉得你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细节都可以让你联想很多。我想你在写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看着自己写作的严歌苓在一旁偷着乐。
严：有这样的感觉。（笑）我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我对生活的观察充满乐趣。作家写东西，最大的收获在于自己的享乐，自己过瘾，把兴奋推到极致。作家的生活是寂寞的。必须自己找乐子。我每天必须把自己写到高度兴奋的状态，就像
毒式的兴奋，发挥得淋漓尽致才罢手。那感觉非常过瘾，没有任何其它的目的，只有写作本身。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下午的研讨会结束了，人群相继涌到大厅，不断有人过来和严歌苓打招呼。我们便适时结束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