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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的最新小说集《谁家有女初长成》出版之际，我们采访了严歌苓的父亲、老作家萧马先生，他满怀喜悦地谈起了女儿的文学、人生旅程。
萧马介绍说，我是先学工，后从文，真可谓误入歧途，书剑两误。我自己写过的电影，影响比较大的是1990年公映的《钢锉将军》，是根据我1983年写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严歌苓的电影我当然看。人家说，严歌苓的小说在华人文学圈里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更具有开阔视角，这就比较符合文学本来的意思。
他接着回答笔者的提问，为什么严歌苓姓严，我姓萧？其实我也不姓萧，萧马是笔名。严歌苓的名字的来历是这样：用“苓”是因为她妈妈的名字中有一个苓字，后来觉得这个字与“歌”字搭配，念起来音韵比较优美，不少人觉得这个名字是很艺术化、很美的一个名字。
严歌苓走上文学这条路，其实跟我有一点关系。家里几代都是知识分子，我的父亲、她的爷爷，包括更上一辈都是留美的，学的都是文科，有学哲学的，也有学文学的。他们那一代作家基本都是学者型的，像我们这一代基本上就属于经验型的，严歌苓两个特点都有。她有自己的特殊的经历。像她那么一个女孩子，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对艺术耳濡目染，书读得比较多，音乐家里也天天放，还可以看画、看雕塑。我学建筑，也学画，经过了“文革”家里保留下来的东西也不少。但我的确没有教过她到底应该怎么写、不该怎么写。艺术家是教不出来的。
萧马说，现在我们倒是经常交流创作的事情。她们这一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投身文学、投身革命。中国文学有载道的传统。作为小说家的严歌苓到了西方以后，思维实现了一个大跳跃。
萧马告诉笔者，严歌苓很早就出国了，起初的生活是很残酷的。她有条件在美国过得很优裕。我的姐姐在美国几十年，对她很好，给她钱她也不要，坚决要靠自己的劳动。刚去的时候，严歌苓也非常艰苦地打工。她从30岁才开始学英语，到现在不但能用英文写作，也能用英文讲演。她跟我说，去美国之前，想了一些故事，现在获得了另外的角度来反思积累的素材，哪些是发酵了的，哪些成了酒了，哪些可以写了，她的角度应该很新，应该能出好作品。
严歌苓的确善于从生活经验中汲取东西，每次都运用得很有新意。《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谁家有女初长成》还有最近发表的《魔旦》，这里有她跟其他女作家很不同的东西，就是试图用一种很轻松诙谐的语言来写悲剧，这在中国的女作家里还不多。严歌苓新出版的自传体长篇《无出路咖啡馆》也是这样，虽然是悲剧，但写得很轻松。
萧马不无感叹地说，写小说都是为了“人”(人类的“人”)，或者是为一个民族的，或者是为感情的，轻松的后面都有着一点沉重。她也喜欢唱，喜欢笑，她“
口秀”的本事很大，突然说出来很俏皮的话，但总的来说，她还是一个内向的、稳重的性格，心上背着十字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