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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
 那是很大的失策。”他说。

 理查·福茨的脸又有戏了,他一定认为自己这张含有潜语的面孔非常好莱坞。他的潜语是:你看看你看看,为了图宿的方便,在盗匪横行的芝加哥南部冒抢劫、凶杀、强xx的险——很大的失策。

 “你被抢劫了之后,立刻报警了吗?”

 “我立刻坐下了。”坐在暖气稀薄的大房子里,裹着围巾戴着手套穿着雪靴,默默地坐了一小时。我想不通的是我这个经历了真正战火的正牌军少校,怎么那样好讲话地把钱包掏个空。交给了一个孩子。

 “为什么不报警?你应该立刻报警!”

 “我不想报警。”

 “为什么?”

 “没那个情。”是你让我对英勇的芝加哥警察倒了胃口。你这便衣,让我没人可信赖,没人可依靠。

 “报警要什么情?!”

 “那我换个说法:我是没那精力。有时跟警察打交道比跟匪盗打交道还累人。”便衣警察呢?当然更累。

 这是我真实的感觉。就是累。被人审累了,被功课累了。让人救助、同情,也是很累人的。讲英文,也够累的。警察一来救我,我得有两小时的英文要讲,提供罪犯的形象特征,形容他的每个举动…那是不得不累的事。我呆坐其实就是让那阵绝望的累渐渐过去。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想打电话给安德烈,但又想到华盛顿和芝加哥的时差,此时已是凌晨一点。我打的惟一的电话是给里昂的。电话那端一片嘈杂,他的排练刚刚开始。他没有任何吃惊的表示,只问我是否受伤。听说我半点伤也没受,他说:那个区常常出这类事。我对他的不惊讶反而很惊讶。并且很好奇。我突然想不起里昂有过惊讶的时候。也许我这夜做了盗匪抢劫了别人他会有些惊讶。而半小时之后里昂的出现让我明白他受了不小的惊。他说他借了乐队鼓手的车过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他见我穿着王阿花的老羊皮袍子,膝上裹着毯正在电脑前工作,笑起来。然后就告辞,回去接着排练。我把他送到楼下。我的眼睛大概叛卖了我,他上来我的后脑勺,说:嘿,别送啦,快进去!他的眼睛其实也叛卖了他。他的话是这意思:我知道你不愿意我走,我在这时撤下你很不像话,但我们都明白下面会出什么事。我站在门口,看他往汽车停泊的地方走。他在四五步之外站住了,回过身。再冷的天,里昂单薄的身板都不会佝缩。因此,他这一瞬间几乎是个亭亭玉立的女孩。我对他摆摆下巴,催他快走。他却不动。我说:我根本不怕。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愁什么?你看你一睑的愁。他明白我俩这时做出的满不在乎是多么累人的事。他说:我不是愁你。我是怕你去抢劫别人!我们都大声地哈哈笑。他又走回来,眼睛把我的眼睛得很紧。然后他说:好好的,嗯?别出去杀人越货。我看出他回来绝不是为讲这句俏皮话。他身体里集聚着一个拥抱,他心里涌动一个可怕的愿望。我知道那个愿望是什么,因为我心里涌动的是同样可怕的愿望。那愿望是一个吻。

 “你刚才说你如果跟里昂去恋爱,我们的案子就可以结束了?”

 “对呀。”

 他微蹩起眉头,想着我讲到的这个“事变”的可能。他将一枝笔的尾部在嘴上轻轻摩擦。在那副堵住了阿书满口野话的标致嘴上。我特别喜欢看男人下午两三点的嘴,胡茬子刚刚顶出皮肤,形成一片暗,使那些嘴的线条更肯定。安德烈有次在下午来到芝加哥,我对他突然增添的男人味和英俊哑然了至少一分钟。我后悔我没把这种生理的审美感受写到小说习作中去,让整天拿“感”来表扬文学的翰尼格教授开开眼。

 “你已经知道了安德烈·戴维斯将任坦桑尼亚副大使的事?”

 “是赞比亚。”

 “他在这个年纪就能得到这样的晋升,很难得。你对这事怎么想?国务院对他‘派遣解冻’这件事…”

 “我想他的才干应该让他当大使。”

 “你知道怎样才能当上大使?”

 “先当上副大使。”在一个鬼都不生蛋的地方。

 “不对。大使是靠政治大人物特别指定。”理查发现我的走神,问我:“你知道特别指定是靠什么吗?”

 “不知道。”反正不是靠才干和学识。

 “是靠政治背景。”

 “噢。”

 “你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这地方,才干、学识是一个人成功的全部要素。现在我一看,溜须拍马,走关系拉帮派在哪儿都一样。在哪儿都不需要一个端庄的人品,即使他浑身才华发光。”

 “你认为安德烈·戴维斯才华很大?”

 “不是很大。是巨大。”

 “所以你坚信他在外界前途远大?”

 “不。那么大的才华就没什么用了。在官僚里面混,真才实学是浪费。这个问题上,全世界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平庸、无、来点儿个人魅力,就齐了,保你做个优秀政客。”

 “听上去你很欣赏戴维斯。”理查脸上有了点儿轻淡的醋意。

 “不是听上去,是实际上。我很欣赏安德烈。”我欣赏有什么用?提不提升他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

 “所以你想牺牲自己,保全戴维斯。你跟里昂的同居,其实是在牺牲你和安德烈的感情。”

 “我倒没想那么深远。”我也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你打算终止跟安德烈·戴维斯的婚约喽?”

 “谁说的?”

 “…那我就不懂了。你怎么可以同时发展跟两个男人的关系?”

 “谁说我要发展两个关系?”

 “你和里昂开始的同居…”

 他的意思还是宿。理查的手指上,有些金红的。他手指不是很长,跟他整个人的比例颇得当。他的手看上去除了会开会给人上铐子之外,没什么用场。

 “如果我明确地告诉你,我跟里昂的真实关系。你们是不是就把我跟安德烈·戴维斯这个案子了结了呢?”

 “很有可能。”

 他想我招出跟里昂之间的实情。我说出实情他肯定不信。在我被抢走仅有的五十九元钱之后,我连去学校的路费都没了。王阿花留在冰箱里的食品,也差不多消耗殆尽。我步行了十站路,来到里昂排练的酒吧。我像所有没处开销钱和时间的人那样,要了一杯啤酒,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上,和所有人一块儿看电视上的球赛。我合计了一下,我每小时喝一瓶啤酒,便可以维持这个座位;我需要六个小时才能把里昂等来。就是说我得喝六瓶啤酒,才能借里昂的钱结账。六瓶啤酒加小费是四十块钱。而里昂钱包里是否有四十块钱,我心里完全无底。我在喝第二瓶啤酒时,肩膀被人拍了一下。我回头,见是翰尼格和一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翰尼格问我介不介意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我趁着酒意向他扬眉一笑,说:当然不介意。翰尼格坐下时问:你的伴儿没来?我说:你不就是我的伴儿?那女人立刻哈哈大笑。我心想,我已经开始撒酒疯了。这样下去,等到里昂到达,我一定会不省人事。那女人说她从来没遇上像我这样爱逗乐子的日本人。她说日本人和德国人爱发动战争,就因为他们缺乏幽默感。她问我同不同意她的看法。我说日本人的确不幽默,不过我是中国人。她又说翰尼格征服她就靠幽默和情。我哈哈直乐,说:知不知道翰尼格有位女人,总是穿比她身材小一号的连衣裙?翰尼格在桌布下踢我一脚。十分钟后那女人去上洗手间,他说:你刚才胡说什么?!我说:你不是有个二百五女邻居,专门上你的门请你帮忙替她拉裙子的拉链?他说:就是她呀!我立刻说:祝贺祝贺!然后我便告了辞,把啤酒的账留给我的教授支付了。我在马路上叫了辆出租车,说了里昂的地址。等出租车停在里昂公寓门口,我假装在书包里翻。然后我把泪汪汪的睑朝着司机,说我的钱包一定被扒手扒了。我摘下手表,请司机收下。司机心想她真是可怜,那块破表连十块钱都不值。司机说:行啦行啦,我刚从印度来的时候,跟你一样穷。里昂见了我便说:你喝的什么酒?我说:不要钱的酒。在楼梯上他问我:你是进去呢,还是在这儿等我?我还有十分钟就弄完了。我说:我进去,也不耽误你大麻。他说: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意思。我头重脚轻地倚着楼梯的木栏杆站着。这个生理和心理状态下,木栏杆显得极不结实。我知道我两颊红,眼神迟钝。他肯定看出我真正想说的:你怕我仗着酒胆跟你进去,仗着酒意任事态自己去发展。他说:你还是在这儿等吧,我两分钟就出来。我也看出他真正说了什么:你若进去,你的安全我可不敢担保。我说:我想喝杯水。我实际上说:既然来到这里,我就是要找死。我跟着他一步一步登着木楼梯。他突然停住,回身,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我说:我在酒吧里等你,喝了两杯啤酒。他当然明白我其实是说:在酒吧,我们会很安全。抑或他听懂的是:我反正是借酒发挥,我现在的行为不是我该负责的,是酒该负责…他的吻很轻,但很专注。一个邻居从我们旁边贼似的绕过去,上了楼之后,又贼似的朝我们瞟一眼。而里昂被吻包裹,根本对那邻居没有知觉。然后他说:你就等在这里。我拿了外套就出来。我头晕眼花地对他笑笑,说:不。他这次真有点儿吃惊,愣愣地看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他心里的键盘响成一片,却一个完整的词汇都没打出来;他脑子的屏幕上飞快出现的,全是码。我看着那些无法解读的码渐渐拼合成一丝苦痛。

 “我们之间最真实的感情,就是我们谁也救不了谁,谁也不想救谁。”

 “嗯?!”便衣福茨带金红绒的手指“咔啪”一响。

 “我只能讲清这么多——他是没有童年的中国人,我也是。他从印尼逃到美国的时候,童年就中断了。我的童年中断在六岁。”

 “为什么是六岁。”

 我说:“六岁,许多孩子开始撒谎。”而我的谎言,美好而恐怖。“同里昂之间,你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在美国,上不上,不是实质,对吧?”

 我起身告辞。

 理查突然说:“该死,我差点儿忘了。测谎实验改在今天下午四点。因为有个重大案子安排到下礼拜四,所以把你和那家伙对调了一下时间。”他飞快看一眼手表:“也就是问些例行问题。现在你还有半小时,可以准备准备。”

 我看着这张英俊的脸。我在想,这套漂亮五官的后面,一定闪烁着无数计谋,一定密、繁忙得如同一台宇航操纵仪。在这副“非个人”的职业微笑后面,那仪器密地捕捉人的弱点,计算人的弱点的最大利用价值,然后去开掘这些价值。人们相爱、相妒、相残的弱点,对于这架仪器,简直有着取之不竭的价值。它的计算精确,帮助人们屈从本身的弱点,为了血淋淋的情感胶合到一块儿,再为血淋淋的利益撕扯开来。它观望着人们,鼓励他们去贪婪,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体上,或是在情感上。它在人们不坠入爱河、海,良心炼狱时,发出理查·福茨这样的超然微笑,这个微笑高高凌驾在人们的自相残杀之上。没有人们间的相互爱恋、相互需要、相互叛卖、相互诛灭,它赖以什么去存在?它微笑,便是它看见它一再成功地助长人的弱点,这些弱点又一再让它建立功业。

 我说:“那就非常对不起了。我四点半正好有约。”

 “可我提醒你,安德烈·戴维斯能否赴新任,很重要的一步,在于你。我是根据他们国务院的催促,把测谎实验提前的。”

 他已不再微笑,只是在玩味一个微笑。他在玩味一个不无恶的微笑:哈,你看,你是无法对着测谎仪讲你刚才那番话的。你讲也没关系,我们将根据谎言了解你其实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爱。

 我的手慢地却稳稳地取下我的帽子、围脖,然后开始披挂。

 “不过,我下面这场谈话更直接关系到安德烈的切身利益——下一场审讯,是国务院安全部直接安排的。”

 我的脸尽量摆得四平八稳。我的眼睛一定像爱荷华的玉米农场主一样老实巴。但理查·福茨不难看出一个得意的笑,就在我的面庞之下:你们去自相残杀吧。

 理查一直把我送到电梯里,陪我乘电梯下楼。他的表情稍微个人化了一些。我想到阿书关于一男一女乘电梯会产生张力的话。

 “你最近跟阿书通了电话吗?”理查突然朋友似的问道。

 “没有。我打不起长途电话。”

 “她要我好好关照你。”

 “那就代我谢谢她。”

 “我发现从中国来的女孩子很不同。”

 “那是。”

 “阿书对于我,有种奇特的刺。你们的成长环境…”

 电梯的门开了。我一步跨出来,回头说:“请留步。”

 理查的手一扬。他头一次显出疲惫。可能有那么一瞬间,他对自己煞有介事所做的一切,突然感到荒诞。他竟然也意识到人的限度,一旦触及这限度,他也同一般人一样觉出自己的不支脆弱。理查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并非无懈可击。

 星期六一早,我被门铃声吵醒。等我披上大衣,奔出卧室时。见里昂已下楼去开门了。里昂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一般在清晨五点结束排练。从我醉醺醺闯上他的门那天傍晚,他决定搬过来同我做伴,直到王阿花从旧金山回来。在寒冷广漠的空间里,我们大致谁也碰不见谁“做伴”是抽象的。

 我将头探出窗口,看见楼下停了辆深红色的车。一个穿米风衣、戴黑色长围脖的高大身影正踱着步。我一下子醒得十分彻底——这个高大男子是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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