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上)
　1966年20岁男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八。三一见到主席——北京作家协会批斗田汉——大串联——拥军派抢劫弹药库——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修教路线的典型——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xdx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的话的教育。我出身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纳闷儿，女老师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子呢，就是，不能反对，是永远正确的，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的话，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０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送会，市长送。到宝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虏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因为下去之后绘四十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子和麦子。后来麦子没有了，就是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正好把高梁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那些干部也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那个四清工作队叫"四清"，也叫"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股就走啦。他们一走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的话是吧，听的话就不怕。从来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己的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支部书记总压制别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的话，心想不让你现在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委书记去了，一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们之间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就应当从反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台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分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树生，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宣言》开始的，《共产宣言》是马恩合著的第一部书。那时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有各种反动派呀，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散，一旦无产阶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那时无产阶级除了团结一无所有，明白了吧！我就给他这样讲的。这个话不知怎么汇报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后这就成了我的第二个罪状。第一罪状是宣扬《燕山夜话》了。这些罪状最后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报到省里。后来把我打成反动学生，也是第二个根据。第三个根据，他们说，你还想当委书记，你说过这话吧？我说没有。我说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还当委书记？！这是那个政治辅导员说，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树林！我们学校西边有个小树林，是个读书区。哦，我想起来啦，我说有这么回事，那个院委书记呀，他一进校就松松垮垮，有一天哪，我们早晨起来在念书，他拿个小口径啊打鸟。我就跟同学说，这书记也够好当的啊，天天弄鸟打鸟就行啦啊。这话后来人家也汇报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夺权这意思，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说我说了"造反有理"这句话。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造反有理"是主席说的，是我听北京的老同学影影绰绰传说的。他们问我，啊？造反有理，造哪个阶级的反哪？可后来，主席那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发表出来，整材料时，就没加进去，没当罪状。这样，我就内定成了学校中文系三个反动学生之一。那两个，一个学生呢，因写了一篇不同意陶铸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还有一个同学哪，因酷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没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里头。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看来呀，我们三个人，一个是直接呀进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吧；一个就是属于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喽；我这个大概就属于无产阶级的叛徒啦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就把我软起来。第二天气得我都不能起。连夜里出去上厕所，都有人偷偷跟着。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哪，自己背地里哭过好几次，自己心里话，我怎么反对共产呢？不会。我反不反，我最清楚哇。可是自已又虞诚地检查自己。这时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说，"咱们可是穷人出身，你文化大革命当中可千万别怎么样呀，好好地跟着共产定，热爱主席。"她并不知道我出事呢。还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来。当时二十元钱很难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这封信那就真难过啦，难过什么呢，就是我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这儿惹下这么大的祸啦！当时真是每天吃不下饭。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饭去呢，系里动员了好多人还到边看我。这次我就火喽，我说你们别来这一套，我说我今天躺在这起不来，原因就在你们身上。系主任说："身体归身体，啊，问题归问题，是吧，共产还优待俘虏哪。"这就是一个共产书记说的话啊，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听这个我就想啦，我说既然他们这么不讲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就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身体好能干活，能干活养活自己。我最难过的，要是家里人也说你反对共产，你跟家里怎么解释？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这时我们系里有个女同学，名字我不说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个宫女，她爸爸是国民员，所以她在系里的地位可想而知啦。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乐意理她，在我后边坐着，娇小姐一样，当然是咱们这么样看。记得有一天我到楼上去了，楼上有一个平台，楼道贴的大字报哗啦啦啦的都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边啦。自己就朦胧有死的想法。是吧，这么一跳下去，就全干净了。可是我又想啊，你这么一跳下去，全说不清楚了。而且我对我母亲感情特别深厚。我母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经跟我讲过，在卖我二姐之前就曾经跑到解放桥，几次想抱着孩子跳下去。我爸爸当时拉三轮，当时正是强化治安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车钱不够买一斤高梁面的就是。我正犹豫，这时候那女同学来啦，她叫一声我的名字。这个人平时啊，跟男的总是那么个劲。当时我二十岁，她十八岁，嗯，长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体形也非常好，她是我们系里舞蹈队的。我说你招呼我干嘛？她说你干嘛在这？我说随便看看。她说听说你病啦？我说就你没去看吧！谁料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事情是咱们当时的事。现在四十多岁啦，说这有点不好意思啦。当时是很动感情的了。她说我怎么觉着你不像坏人哪！在那时那种情况下，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边——好像一下就把堵着的东西都给捅开啦，就那么一个劲头，一下子就那么觉着。因为这时谁也不理你，跟我特别好的同学更不理你。吃饭的时候，过去都是八个人一桌子四大盘子，现在都躲开你。我可是从那时候体会到"墙倒众人推"这个情况就是。我的一生中总是追求肝胆相照的朋友。我总觉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结成"死"。可是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顺境的朋友，逆境当中全完了。人哪，真是不好体会啦就是。所以，她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可那毕竟是六六年哪。我说你别拿我逗着玩啦。她说我多咱跟人说过瞎话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说老实话，这姑娘当时长得很动人，尤其这句话呀，就引起我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这个，感情吧就是。所以我说，明天你有时间吗？我想出去玩玩。她说上哪去？我说你不一定敢去。她说哪儿我不敢去？我说咱们上白求恩烈士陵园吧。她说怎么走哇？你这么多保镖的；又说去哪儿干嘛？朝拜去？我说你怎么这样说烈士哪。当时尽管我认为她这个人对我特别好，这个思想跟我还是两路。转天我们去了。她什么也不怕。我们好上了。唉呀，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呵。这女同学真机灵，在批判会上批我，她总是抢第一个发言。她说的比左派们还过分，一过分，到头了，就批不上劲了。再有，她一见人家把我得够呛，就拿话岔开说，你再说说刚才那个问题。这家伙特别爱用这手作战。

　她说你想好了呀，打今儿以后你可跟我这个国民的闺女挂上啦。我说我不在乎。都到了这个分儿上了，我还在乎什么？反正共产也不要我啦。说老实话，要按形象来说，她不可能喜欢我。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就是。不过到后来，我和她也不过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安乐就是啊。我感觉到用现在的观点分析，她当时好像追求那么一种传奇式的感情，可能是，这认识对不对，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嗯。但当时如果没有她，不知心里多么空虚。我被她的勇气打动了，自己更能豁出去了就是。完啦，我想，已经都这样啦，还有什么呢？再加上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吸引力毕竟是个感情吧。有了她，我就不是一个人了，成两个人了。再批判我也不在乎，好象从事一个特别伟大的事似的。一天我们坐在白求恩墓后的松林里，我说真想不到哇，你对我这么好哇。她说，瞎，我算什么呀，你别把我看得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的比你们男的要刚强多啦，这算个什么事呀，我背了国民闺女背了多少年啦。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过我毕竟也是老高三毕业生啦，一些外国文学的书也看过，小资情调哇也有，我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真正萌动感情的一次。那时我想的特别天真，觉得当然她这一辈子就跟我啦，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啦，在那一段斗争起来就更有劲啦，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啦，这是跟她这一段。这就是我"文革"初期这一段，在受压制这一段哪，还伴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罗曼史啊，这大概就是一个初恋吧。当时我记得看了苏联的一本小说叫做《多雪的冬天》，里边好像有句话，好像是说人的初恋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便以后二次三次啊，这第一次每次提起来的时候还是…还是怎么样呢？就是。

　这一段日子过去，我就被送到农场去了。跟我一块劳动的，有老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国民的什么人，司徒雷登的马弁什么七八糟的。这时北京已经开始斗老师了，我们那里的运动比北京运动慢半拍。八月份地里的花生老高了，白薯的叶子都是茂盛的。唉呀，那时候我心里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跟老右派们接近了。有下天晚上，我就偷偷地上一个老右派住的地方去，这人就是我前边说的图书馆里那个。他住在猪圈旁边一个屋里。我一进去，他正读英文版的《选》啦。我也不知为什么找他。说老实话，我这人也怪事，就是对他们这些人始终恨不起来。他说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还紧张哇。我说我看看您来啊！他说不要到这边来呀，我是右派分子你知道吗？我说您是右派我才想来，右派不能接近吗！右派也是人哪！我说您读什么哪？我主动跟他说了我的简单情况，他先拿眼看着我，一句话都不说，什么也不说，等我走了他还是什么也不说。第二天再去，还那样，什么都不说。第三次我到他那去啦，这是我一生不能忘记的。我说，我已经第三次到您这来啦，我就想问您一句…他马上说，我有罪，我有罪。我说我不想听您这个，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不犯错误？他看了我半天才告诉了我。他说你不是爱看书吗，你记着啊，今后要想不犯错误，凡是你特别爱看的那本书，那本书准有问题。我听这句话像禅语似的是吧，根本我就不明白呀。他说，咱们脑子里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啊，所以只要你爱看的那本书，只要你特别欣赏的那些地方，你批判准没错。到后来我一直拿这话来衡量，特别是写批判稿子，一写准成功。

　八月十，农场里突然间哪，要听重要广播。那阵就是凭着社论办事啊，后来就是凭着语录办事吧。这天是《十六条》下来了，这个社论有几条真说到我的心眼里去啦。我现在连播音员的声音都记得特别清楚。我觉得"文革"时期播音员的声音特别高亢扬，跟现在不是一个味儿啦就是。其中有这么两段话，就是说啊在这场斗争当中，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谨防有人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还要严防什么政治扒手这些话。而且真正提出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老实话，真是字字句句说到心坎里啦就是，一下子跟主席的感情那真是深得了不得啦就是。那天听完广播的晚上，我们就起义了。我自己一个人从农场走到市里，是三十多里，再到我们学校是十里地，四十里地呀当天晚上我就跑回学校去啦。那四十里地非常荒凉的，好家伙我记得走那滹沱河岸边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可越走越高兴。到学校，立刻就跟别的系同学串联起来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认识一个政教系学生，他也是跟我这个类型一样，也是不断地给系里提意见，挨整。那阵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啦，就是"相逢何必曾相识"啊。我说，你看透了没有，反吧！当时对中央文件领会的特别深刻呀，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跟机械系的几个同学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四张大字报纸贴在一起写一个宇，从四楼往下下呀，就是"舍得一身剐，坚决把黑帮拉下马"。当晚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叫《控诉系主任对我的迫害》。这个大字报说老实话，其实没有什么内容，都是事实：几月几干什么，几月几干什么，怎么整我啊。唉呀，这张大字报贴在楼上并不显眼的地方，可一贴出来，全系都炸了就是。我们这一拨就是公布《十六条》那天晚上闹起来的。那时发表重要新闻大多是晚上，不是早晨。不是有个"新闻联播节目"吗，消息比早晨的还早，晚上八点，全国都听。第二天白天，我们系里就翻了天了，系里毕竟还有暗地支持我的，唉呀，这一下子都找我来啦。咱那时候，说老实话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策略，马上你还不把他们团结起来啊？当时就觉得自己早就是正确的，说你们现在又来这套啦！我自己就认为，只有那女同学是唯一的战友，跟她的关系也公开了就是。贴出大字报是早晨五点。写完了之后把我累的呀，就在写大字报这个乒乓球案子铺上纸，摊开身子在上边躺着，那简直是一种解放的感觉。褂子上到处都是墨汁和浆糊，七八糟的。她来了一下就把我的头给抱住啦就是，不像原来男的女的顾及怕给别人瞧见。根本就没有那个啦。唉呀，她说可把我揪心死啦。那阵那种狂乐的心情啊，不光是一种政治上的解放，好像觉得我是真正革命哇，而且比你们都革命的早，连自己过去的害怕都忘了。全系形势一下干扭转了，声援的大字报就像雪片似的盖来了。很奇怪啊，原来那些左派反过来也支持我啦。我呢最死恨的就那个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两个人。我这个人有时候也是非常骄横的呀。我说鹿死谁手，现在大概能见分晓了吧！我强烈要求系里马上开对证会，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把系里领导揪出来。说老实话，我这人是人情味比较足的，报仇就完了呗。当时一看系主任也聋拉脑瓜子啦，就有点费厄泼赖了就是。没想到对证会这自发的会议一开，不用任何召集，不用喇叭喊好几遍，全校就都去了吧。开会在礼堂，大会也没什么程序，由谁组织呢，这阵造反者还是不懂什么呢，还由团支部书记组织。你说这思想锢得多有意思啦。到这时候还不敢踢开他哪，好像觉得只有他的领导才顺理成章。在会上我讲了事实经过。再说一句，开始摆桌子的时候都不敢摆台上，我觉得那个台上不是我们应该上去的，结果就摆台下。用麦克风，这麦克风呢，还是基建系的同学给扯出来的线临时安的。我在上面讲了，坐了那么多人，一上去自己也害怕。那天也真热，这天是八月十二。我把整个过程讲了，越讲越委屈呀，那真是声泪俱下啦。因为这一下子勾起自己多少心思来呀，连妈妈的事，连这个事，连那个事，这一讲确实有很强的效果，那不是人造出来的效果。大家感到气忿啦。而且这个《十六条》一公布哪，大家的胆子也都鼓起来，口号声就响起来了。喊着"坚决抗议系主任同志对革命小将的迫害！"开始还叫"同志"，喊着喊着，"同志"两个字就没了。这也有一个过程吧，不是一下子就把干部弄倒了。对立面一看，好家伙他们一看不行啦，半截给制造故障，把喇叭线掐了。坏事就成好事啦。好家伙那个时候正处在革命高xdx的时候，巴黎公社刚刚起来，你竟敢制造故障？这时根本用不着我上手，机电系的小伙子就上去啦；中文系说老实话，还没有那么野。一会儿玻璃哗啦就下来啦，群众运动往往都是酿成的，不是预谋的就是。这天晚上全校革命达到高xdx，立刻宣布说，革命造反团占领广播室；跟着我们发布了第二道通令，限院委书记，院领导立刻都到会场来。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胆子哪来的。以前哪，根本不敢招呼他名字是吧。叫他们来，他们老巨猾，不敢来呀，来了弄不好让学生打一顿。实际学生还没那个胆量。说老实话，这还只是跪着造反。他们来了一表态，支持学生就完啦，我们还没有批斗什么的。不来，不来结果这个会就开不下去啦，整个这帮人就拥进院委办公室。从来没进去过，那一层楼是办公区呀，从来都没敢进去过。这一次呀，真有点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那个劲头，一下就冲进领导办公室里去啦，根本也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场面。现在看沙发再普通不过，那阵沙发却代表高贵的象征。进去之后，一看都有点胆怯了。那个院委书记是个瘦瘦的老头子，问同学们干什么呀，我们走在前边的都想往后退了，可是后边的倒有点勇敢。后来在两条路线斗争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人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造反者，因为对他们恨不起来。他还是嘛，对不对呀。可是他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这下可起火来啦。我说你们不是不了解情况吗，马上都到会场去。他们一走之后那个屋子就归我们啦，都上了沙发。咱也坐坐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小姐的牙也要滚一滚哪，就是那种感情。那屋就成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呆的地方啦。我总觉得这事就完了。对"文化大革命"真还不懂。这个树静而风不止啊，或者说无风树也摇哇。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老师们来的时候就分三派势力：进修学校的、工业学校的、师范大学的，还有各地的志愿兵，各地来的领导，来一个领导带来一拨人，我们一闹好像扔了个炸药包，他们互相干上了。他们互相知底细，愈闹愈大，愈升级。这时候，到了"八·一八"了。主席接见红卫兵，全校的斗争就开始高xdx了。这个时候我们更是左派啦。不能不革命呀！就开始批斗委书记。实际上我现在认识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文革"是怎么回事呢，学生的这个革命跟这个老师宗派的派斗争，搅在一块啦就是，而我们呢，就成了人家利用的工具。可又身不由己，整个时代往前发展也许只能那样做了。你上了台你就下不来了。可是这时我有点腻了。因为学校斗争一到高xdx之后，开始有打的啦，打的厉害呀。我从来在"文革"没打过人，我对你这么讲当然也没用是吧。我就这样说，你就这样听吧。那阵就越是保守的人起来造反越是打的厉害，这就是"文革"当中的现象。这样说，我也不知你爱听不？这是说原来你没造反，保当权派的，现在起来造反，打的反而最厉害。他们只有用这个来表现他们最革命。本来他们就是"左"的子，本来他保你，等后来一看大势已去，不行啦，批斗你比我还凶还左。这是"文化大革命"我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拿斗系主任说吧，我总觉得他就迫害我那一段啦。但我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是华北联大那阵出来的人。再有他学问特别好，对鲁迅的杂文很有研究。我在业务上崇拜他。我这人也怪事啦，一看见能耐人哪真是不管别的怎么样，也崇拜人家。再说他又跟我道过歉，恨不起来了。打人这叫什么呢。我记得那次斗系主任，"啪"一下弄个大纸篓扣上了。纸篓糊帽子好糊哇，就着那个纸篓的空间，一糊纸就成啦。说老实话这时我再批判系主任已经没嘛新鲜东西啦，没什么新词啦就是。可不能不批呀，只能在原来的材料的基础上上纲。你再老说那段，人家也不高兴听啦是吧。批得连我自己也底虚，没底气也得批。所以我发现这革命也会促成人品质上发生变化。当时，系主任高血，五十多岁的人啦，他们一边斗，一边叫他站在椅子上转。你可怜他是不行的，当时我发完言之后就走了。说老实话，我总是下不去手，你下不去手还得装得特别狠，因为那阵谁越凶狠无产阶级感情越鲜明；要不为什么斗的特别厉害呢。有一个女的，别提她名字啦，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上去拿手指一戳就戮到系主任的脑门上，那女同学的指盖子多尖啊是吧，一戳一块就下来啦。我实在压抑不住啦，人的感情啊！我跟你说这些不是美化自己，美化也没用，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完事我到系主任屋里头，他正在那哭。我进屋呢，还得保持那无产阶级革命作风啊，我先说有嘛问题自己好好待。实际感情很复杂，是吧。我又说对你的事当然都得实事求是，如果谁要不实事求是，我们也不答应。这都是好话没好话说。他说，你们要真批我，我口服心服哇，现在这样下去我可真受不了。我这一听心都发酸。我想想，就说你把语录拿出来，啊，记住语录多少页多少条，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相信，是吧，有了这两条革命原理什么都好办了是吧。实际只能拿这个当安慰话了，别的都没说，因为不能说。他当然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等我毕业的时候，系主任解放了，专门约我到饭馆吃顿饭哪。哪有系主任请学生吃饭的呀。这是进来后来的一段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