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人问起，她会说她赞成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西化政策，但事实上——这一点她跟城里每个人一样——东方或西方都提不起她的兴趣。毕竟她难得出门。就像在城里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她对古迹、历史或“美景”兴味索然，尽管她学的是历史。她在跟我祖父订婚之后、结婚之前，做了一件在1917年的伊斯坦布尔颇为勇敢的事：跟他上馆子吃饭。因为他们面对面坐在餐桌两旁，并有饮料供应，我猜他们是在佩拉的某家餐馆。我祖父问她想喝点什么（指的是茶或柠檬汁），她以为他要给她酒
类的饮料，便厉声说道：“我得让您知道，先生，我从不碰酒。”
四十年后，当她在新年家宴上喝了啤酒而稍有醉意时，总有人又把这事讲一遍，她便会不好意思地放声大笑。若是在某个平常日子，她坐在客厅里她平常坐的椅子上，就笑一会儿，然后为那位我仅从相册里认识的“非凡”男子英年早逝而凄然泪下。她哭泣时，我试着想像我的祖父母在街上漫步，却很难把这位雷诺阿笔下丰
舒泰的妇女，想像为莫迪利阿尼画中高瘦的神经质女子。在我祖父发了大财，死于白血病之后，我的祖母成为我们一大家子的“头儿”这是她的厨子兼莫逆之
贝吉尔每回听厌了她没完没了的命令和抱怨时略带挖苦的用词:“悉听尊便，头儿！”但我祖母的权威并未超出她带着一大串钥匙视察的屋子。当我父亲和伯父断送了年纪轻轻时继承的工厂，当他们参与建筑工程，轻率投资，终告失败，迫使我们的头儿将家产逐一变卖时，我这几乎足不出户的祖母便又潸然泪下，而后跟他们说，下回得谨慎点。她上午在
上度过，盖着厚重的被子，靠在一堆羽绒大枕头上。每天早晨，贝吉尔用大托盘给她端上煮得
的蛋、羊
酪和烤面包，小心翼翼地搁在她叠在棉被上方的枕头上（若以实用为主，在绣花枕头和银托盘之间放张旧报纸，那可是大煞风景），我祖母慢条斯理地吃早餐，看报，接见当天的首批客人。（我从她那儿学会享受嘴里含一块羊干酪喝甜茶。）先搂搂祖母才去上班的伯父每天一大早来看望她。我伯母送他上班后也抓着手提包来了。我上学前有短短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我该识字，我便照哥哥做的，每天上午拿着笔记本过来，靠在祖母的被子上，跟她学习字母的奥秘。我上学后发现，跟其他人学东西很没意思，我看见一张白纸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写东西，而是在纸上画满黑乎乎的图画。这些读写课程进行到一半时，厨子贝吉尔便进来以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今儿个我们招待这些人吃什么？”
他问这问题时一本正经，仿如掌管着某大医院或兵营的伙食。我祖母与她的厨子讨论谁从哪间公寓过来吃饭，该做什么菜，然后祖母拿出她了不得的历书，里面有许多神秘资料和时钟图片。他们在“当
菜单”中找灵感，我则看着一只乌鸦从后花园的柏树枝头飞过。厨子贝吉尔尽管工作繁重，却从未丧失他的幽默感，他为家中每个人取绰号，上至祖母，下至她最小的孙子。我的绰号是“乌鸦”多年后他对我说，因为我老是看着隔壁屋顶上的乌鸦，也因为我非常瘦小。哥哥跟他的玩具熊很要好，上哪儿都带着它，因此对贝吉尔而言，他是“保姆”某个眯眯眼的堂兄叫“日本”另一个很固执的叫“山羊”某个早产的堂弟叫“六月”多年来，他就这么叫我们，怜悯之情缓解了温和的嘲弄。
在祖母的房间里——就像在母亲房间里——有一张双翼镜梳妆桌。我很想打开镜板，
失在倒影中，但这镜子我不准碰。大半天都待在上未曾起身的祖母这么摆桌子，让她能沿着长廊一路看过去，经过厨房通道、玄关，通过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监督家中发生的一切——进进出出的人，角落的对话，远处斗嘴的儿孙——却用不着下。因为屋里总是很暗，镜子里某些特定活动经常暗得看不见，因此祖母得喊着问，比方说在客厅那张嵌花桌旁发生了什么事，贝吉尔随即跑进来报告谁做了什么。没看报或（偶尔）绣枕头套的下午，我祖母就跟尼尚塔石其他年龄相仿的女士一起抽烟，玩玩比齐克牌。我记得她们有时也玩扑克。她放扑克筹码的柔软鲜红的绒布包里另放有奥斯曼的穿孔古币，边缘呈锯齿状，刻有帝国时期的字母，我喜欢把这些古币拿到角落玩。
牌桌上有位女士来自苏丹后宫，帝国瓦解后，奥斯曼家族——我不忍用朝代这个词——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后宫关闭，这位女士从后宫出来后嫁给我祖父的同事。我哥和我常取笑她的谈吐过分客气：尽管她是祖母的朋友，她俩却互称“夫人”但当贝吉尔从烤箱给她们端来油腻的牛角面包和
酪吐司时，她仍会兴高采烈地扑上去。两人都胖，但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并不以此为忤，因此处之泰然。假若——像是每四十年发生一次——我的胖祖母必须外出或有人邀她出去，准备工作得持续好几天——直到最后一步，祖母向管家太太卡梅求救，叫她上楼来使出全身力气拉紧她的
衣系带。绑衣的场景在屏风后进行，看得我
骨悚然——拉啊扯的，叫着:“慢慢来，姑娘，慢慢来！”美甲师同样使我惑。这女人早几天来访，坐在那儿几个小时，一盆盆肥皂水和好多种古里古怪的用具聚集在她周围。她为我敬爱的祖母涂上大红色的脚趾甲油时，我站在那里呆若木
，见她把棉花球放在我祖母的胖脚趾之间，使我既着又厌恶。二十年后，当我们住进伊斯坦布尔其他地区的房子时，我经常去探望住帕慕克公寓的祖母。上午去的话，我会看见她待在同一张
上，身边围绕着相同的袋子、报纸、枕头和暗影，室内的味道——由肥皂、古龙水和木头混合而成——也从未改变。我祖母身旁始终带着一本薄页皮面记事本，每天在本子里写些东西。这本她记录账单、回忆、膳食、开销、计划和气象变化的本子像一本奇异特殊的礼节书。或许因为读的是历史，她有时喜欢按照“官方礼仪”行事，但她的语气中始终带着讥讽。她对礼节和奥斯曼礼仪的兴趣有另一个实际结果——她每个孙子都根据某位战胜的苏丹命名。每回见她，我都亲吻她的手，而后她给我钱，我腼腆地（但也欣然地）
进口袋里，在我对她说我母亲、父亲和哥哥的近况后，祖母有时把她写在本子里的东西念给我听。“我的孙子奥尔罕来访。他很聪明，很乖巧。他在大学读建筑。我给了他十里拉。愿神赐福，有一天他会功成名就，让帕慕克的家族名声再度受到尊重，如同他祖父在世的时候。”
念完之后，她透过眼镜盯着我看，白内障的眼睛看起来更令人生畏，然后冲我冷淡而嘲弄地一笑，使我怀疑她是否在嘲笑自己，或者因为如今她已明白生命的荒唐，而我也竭力做出相同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