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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
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
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在纠
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
泽东和鲁迅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
记》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
觉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
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2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
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的文学
不足。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
他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
记》中可以判断他的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
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
是否绝对是第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
，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
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
残酷或者说坚决，也缺乏一种判断，他吃了亏，苦在心里。卒年出版的《故事新编》，
正以其一副末世相的怪涎狰狞，向后来人诉说着先生再无大作品的痛苦。
3
尚不仅仅是无法再写下去，而且，既然小作品已经道破深机、便无心再写大作
品；尚有更大的危机。
人最难与之对峙的，是自己内心中一个简单的矛盾。《故事新编》据我刚刚打
电话向专家询问：恰出版于他的卒年，这不可思议——先生很久以前就已经向“古
代”求索，尤其向
秋战国那中国的大时代强求，于是只要把痛苦的同感加上些许艺术力气，便篇篇令人不寒而栗。读《故事新编》会有一种生理的感觉，它决不是
愉快的。这种东西会使作家自知已经写绝，它们的问世本身就意味着作家已经无心
再写下去。
但是，先生向古史钩沉是不能自救的。一生看破了学术也看破了文章，更看破
了孔孟之道这一天敌的先生，并没有出口。绍兴一带，正是孔孟之道的深潭。出身
绍兴，几乎断定了先生无法打破障壁。
——我在结识了、投身于回民哲合忍耶教派以后，常常胡思
想。我总觉得泽东和鲁迅这两位南方人应该知道中国存在这样一个教派。但不可能，人生有限，
知也无限，他们两人显然都缺乏这种特殊知识和认识。他们应当遗憾，尤其鲁迅先
生应当遗憾——他很可能对这种顽强地在中国活下来的人群一无所知。
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又憎恶形形
的媚外媚洋，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宛如魔圈，宛如鬼墙，先生孤身一人，
自责自苦，没有答案。他没有找到一个巨大的参照系。
在没有解决这巨大的矛盾之前，优秀的作家很难写作长篇小说。1936年先生辞
世，留下了费解的《故事新编》勉作答案，但更留下了《狂人
记》为自己不死的灵魂呐喊。何止没有写成鸿篇巨著，先生只差一步没有疯狂。
读者既然读了，也应该做一个理解者。干扰的阅读是讨厌的。我想，我可以反
问那位不乏善心的外国人了：你真的可以被称为读者吗？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别人的
文学呢？
4
臆想和胡说一发便不必收拾。我追忆着一些曾有过的对我的美好臆想，我觉得
先生不会讨厌我的思路——据我的胡说，先生或是“胡人”后裔。当然，这是绝对
无法实证的。
先生血
烈，不合东南风水。当然，这仅仅是少数民族对当代汉族的一种偏见。我只是觉得，他的
烈之中有一种类病的忧郁和执倔，好像在我的经历中似曾相识。中华血脉复杂，历史上几次大规模混血；似乎血的继承是奇异的——并非是
混血后形成了新的人，而是人们各自继承着遥远的某种秘密。就这个观点，我请教
过遗传学专业人士，他们对我的胡说不予同意。因此，以上仅是妄言而已。
但我的心灵却坚持这个感觉。先生特殊的文章和为人，实在是太特殊了。对于
江南以及中国，他的一切都太显得格格不入。我怀疑他的血缘，因为我极端地尊重
这血缘。也许胡说更
近一种把握。胡说应该节制，就此止笔。回忆中，印象中，他的文章是多么不可思议呵，眉间尺行刺不成，人变怨鬼，
两颗头颅在沸腾的鼎镬中进跳追咬，最后大王和
民两颗头颅都安静下来，安静成一对不能区别的白骨——追忆着，心里阵阵激动。两年前，当最终我也安静下来时，
我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突然想起了这个画面。这才是短篇小说，有哪一位小说家
创造过这样的文章画呢？写出来以后，怎能再写长篇呢？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是的，
并不需要长篇。
我手头只有一簿册《野草》。它在1973年的中国印成的精美的单行本，定价只
有两
钱。 3万字，两钱，这些数字都有寓意——今天这样短的散文集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那时如此便宜的定价，使任何穷人都买得起。
而先生本人，序这本《野草》时，他想到过那序文几乎是一篇近主的宗教誓辞
了吗？“地火在地下运行”——把它解释成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多么天真；“友与
仇， 人与兽， 爱者与不爱者” 的环境， 难道不是现世么？回民称之为“顿亚”
（Duniya）时，对这种现世与精神世界之间界限的强调，难道不可能成为先生的参
考么？对于“智识阶级”的讽刺和蔑视，如果有一个温暖的出口，是不会导致“我
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的伤感的。哪怕他们有长篇。
但毕竟是先生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中国的小学和中学强求当年
还是孩子的我们背诵这呐喊，实在是太残酷了。好在那时教与学双方都不理解。但
那时童声的背诵又太奇妙了：它使我心中留下的印象一直鲜活，心没有受伤然而心
也没有麻木。
是的“吃人”的孔孟之道将反复成为我们心灵的敌手。中国人，尤其是有宗
教信仰的中国人，应该牢记先生那沾血的呐喊声。
怀念你，我的先生，
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