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年离开小西山故乡后，经常活在病痛、转学和灾难之中。在南京虽曾有炉边幸福时
，但妹妹降生、父母
颜，转眼都如暑花凋谢。我家随着
亡学生颠沛流离半个中国，从西南山路来到重庆，刚入市区，中山中学就有师生五人被机炸死，战争与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之后七年，轰炸宛如随着升月落而至，不曾稍歇。但重庆是我们亡的终点，中山中学走了五百里，在自井大庙静宁寺安顿、复学，弦歌岂止未辍，亡途中更收留一些新加入的湖南、广西、贵州学生和四川的本地生。我父亲在重庆四德里祖屋恢复东北协会（负责训练东北地下抗
工作，由政府资助，一九四六年东北光复后解散），但落脚不久，房子即被炸毁。父亲托人在沙坪坝镇外找到两所平房，一所住家，一所作协会办公用，后来《时与
》编辑部亦设于此。在离开南京整整一年间，我们奔跑了半个中国的土地之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
我们沿着嘉陵江往上走，车行大约二十公里，过了小龙坎不久，在一片黄土坝子上，远远地出现一群红褐色大楼，在稀疏的树木中相当壮观——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以天津
租界为基地，积极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数年间，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透过游行呼喊自强，号召爱国抗。校长张伯苓先生（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年）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因此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由沙坪坝乡绅捐地。各界捐款盖校舍，第一年即招收了一百六十名学生。芦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一九三七年上海失守后，国民政府在十二月一
正式迁至战时首都重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张校长创业立世全靠坚强的爱国精神，他就是校歌里“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在我成长的六年中，留给我非常温暖的印象。他长得很高，约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体型又大又壮，不胖，肩膀很宽，长年穿着长袍，戴一副有颜色的眼镜，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
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想想在一百二十年前，幼年的他随着
迹各地私垫教学的父亲到义学辗转读书，生活是何等辛酸！因此。他从小知道教育的重要意义。十三岁时，考取官费的北洋水师学堂，他听得懂启蒙思想家创校的理想：当年清廷维新派的严复、伍光建等人和一些自英国留学归国的年轻军官，引进西方思想与新知，希望建立强大的现代海军，为国雪
。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张校长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年纪正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年纪，我在校六年，听他在周会讲过多次的故事也成为我终生的记忆。
一八九四年，他由水师学堂毕业时，正逢中
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连一艘可供学生实习的船都没有了。一年后，勉强派到“通济轮”上见习，竟是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战胜国人手中移交给英国人占领的场面。他在自己国家的领海上眼睁睁地看着国帜三易，先下清旗再升旗，隔一改悬英国旗。他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
，深受刺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怒忆当年“士兵上身穿一坎肩，前面写一“兵”字，背后写“勇”字，衣服非大必小，不称体，面黄肌瘦，精神委靡，手持大刀，
怀一
（烟，
鸦片用）慢
地走出来，将黄龙旗（清朝）降下。旋英军整队出，步伐整齐。精神奕奕，相形之下，胜败可知。”这样的羞
使他深受刺，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他毅然决然离开海军，一心办教育，一九0八年，由氏家馆扩大到天津南开（捐得校地在天津西南城角，名南开）中学。建校之前，他曾两度前往日本参观各类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当时不满三十岁的他，满腔热血，誓为教育新中国的子弟献身。更令人意外的是，一九一七年他已四十一岁，竟决心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西方教育理念。很多人劝他“你已功成名就，干嘛去和那些洋孩子同堂读书！”甚至说“这个脸你丢得起，我们感到丢不起。”他还是去了，认真研究、见习，做了许多交流活动，实验主义思想大师杜威也是他的老师。回国后，他创设南开大学。
抗
战争之初，日本人恨他发起爱国活动，炸毁南开。当时蒋委员长公开宣称，南开为国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将南开与北平的北大、清华合为西南联大，在昆明设校，成为抗战期间最好的大学。
抗
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与张校长荣誉博士，一九四八年胡适和十一位美国学者合撰thereisanotherchina一书贺他七十岁之成就。此书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汇编，哥大CroWnPress出版，中译为《另有表现的中国》，意指藉由南开精神看到在政治军事动
不宁的年代，尚有另一个中国在益进步，充满了高瞻远瞩的理想。自一九0四年只有七十五个学生到他一九五一年逝世为止，张校长一直用强烈的
情到处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他足足说了半个世纪！那五十年间，中国的灾难有种种的新面貌。外侮与内煎并存。抗胜利，从重庆回到故乡天津，老病
身的他仍在国共之战中呼号和平合作建设中国。七十五岁那年去世，临终最大的安慰是看到南开中学和大学在天津原址复校。张校长的身影永远留在学生心里。在沙坪坝那八年，他住在校内宿舍，每天早上挂杖出来散步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
不？南开的学生都必须住校，在他想，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给他的，必须好好照顾。他那时不知道，他奋斗的心血都没有白费，他说的话，我们数万学生散居世界各地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