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以国民
总裁的身份逃难到台湾，虽于一九五Ｏ年三月以非常手段恢复“总统”的职务，但杜鲁门袖手，前途仍然黯淡，共军随时可能打过海峡来，局势依然风雨飘摇，蒋政权的生命不绝如缕。然而朝鲜战争重新点燃了蒋介石的熊熊希望之火。他于下野之初，国民
仍控有大江以南以及大西北与大西南，然而已把重点摆在东南海中的台湾岛上。他显然早已想把台湾作为复兴基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一决最后的胜负。所谓第三次大战就是国际
的反共战争，他一再强调中共是斯大林的第五纵队、强调苏联侵华，就是要把国共内战转化为全球反赤斗争。这种论调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美国，极有市场。美国于是又视蒋为盟友，并以其超强的声势，帮助蒋介石将已经亡了的“中华民国”牌子，又高高挂起，以台湾为中国而继续占据联合国的中国席次，拒绝中共取代。蒋介石因美国的大力支持，他的“国民政府”仍然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但他心里明白，如果不能反攻大陆，台湾终究无法等同中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迟早会掉下来。美国的实力再强，亦无法永远撑得住一个神话。但是要反攻大陆，他已败退到台湾自知无法独力实施，惟一的战略就是拖美国人下水。据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官魏诺比（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一九五Ｏ年六月十五
的报告，蒋介石有一“极为机密”的请求，即愿意将其本人以及政府与军队，听由麦帅总部直接指挥，但不愿把权力交给孙立人。（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ＡｒｃｈｉｅｖｅＲＧ６，ＢＯＸｌ，转引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５２，８７６）蒋愿出此“下策”实是套牢老美的上策。朝鲜战争之后，蒋又一再要求出兵，亦无非想要卷入国际反共战争，浑水摸鱼，但均未得逞。朝鲜战争休兵，北京与华府之间结怨未减反增，台澎、金马等外岛成为对峙的
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尤为右倾反共，认为即使让中共取得外岛，亦有鼓励共产进取台澎之虑。不过，美国共和政权再右倾，仍以其本国的利益为重，对付共产的基本策略是“防堵”（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而非“解放”（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绝不肯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愿意守住台澎。此乃美蒋之间反共共识中的主要不一致处。美国政府很怕蒋利用高涨的右派反共势力，被蒋牵着鼻子走。如诺兰参议员（ＷｉｌｌｉａｍＫｎｏｗｌａｎｄ）即曾激动地要求其本国政府封锁中国沿海。果如此，岂不正中蒋之下怀？因而艾森豪威尔派杜勒斯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一方面以军事保卫台湾，另一方面防止蒋反攻大陆，所谓“拴住蒋”（ｌｅａｓｈｏｎＣｈｉａｎｇ），也就是不要被蒋拖下水。蒋接受美国的保护，只好勉强接受“反攻无望”蒋虽然嘴巴上仍说“大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收复大陆是我们神圣使命与天职”但是没有美国人
手，连边都摸不着。蒋介石当然不会就此死心，美国的反共热情仍高，冷战愈演愈为严峻。天下一旦有变，他仍有反攻大陆的希望，更何况当时美国军方大都好战，如前第八军军长弗利特（ＪａｍｅｓＶａｎＦｌｅｅｔ）在《生活》（Ｌｉｆｅ）杂志上，公然主张美军占领金门、马祖，并以原子武器回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被问到会不会在亚洲冲突时使用原子武器，回答说可能会以原子武器攻击军事设施（参阅Ｄｕｌｌ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ｏｗａｒｄ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Ｐ．１５７—１５８），此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做核子威胁后的再度威胁。如果真的使用原子武器，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又有了可能
吗？蒋介石怎么会不感到鼓舞呢？他的希望又炽燃了。他的策略则是积极向金、马等外岛增兵，以便使美国将保护台澎与保护外岛连成一体，并在中共的脚底下放火，以便卷入美军。一旦演成大战，乘胜反攻大陆，老美即使要
身，亦将身不由己。艾森豪威尔当然看到这一着，要蒋减少金马的军队，蒋拒绝考虑，老美终于知道“他们后面跟着一只熊”（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ｋｎｅｗｔｈｅｙｈａｄａｂ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ｔａｉｌ）。（引自前书，页一六Ｏ）至一九五八年，由于国际局势动
以及大陆内部出现一些困难，蒋更不顾美国人的劝告，将金马的驻军增到十万人之多，并以外岛为基地向内陆做零星的攻击，又高唱反攻大陆的口号，艾森豪威尔虽担心蒋的企图，然而中共于八月二十三发动规模宏大的炮战还击，迫使美国总统派第七舰队助蒋突破封锁。北京与华府之间的军事冲突立即升高，《纽约时报》登出“假如共军侵入金门，美国决定动武”的醒目标题。美国一动武，不就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吗？不就可能跟老美一起乘胜反攻大陆了吗？但是老美毕竟不是傻瓜，舆论出现不同的批评意见，连最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于九月三十
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改变了态度，希望金门停战与裁兵。蒋介石断然拒绝裁减外岛的军队，以表示不悦。他最不悦的是，套牢老美以便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将落空。杜勒斯更明言不会支持或容忍蒋进攻中国大陆。至此中共方面已知道，攻下金门若不能解放台湾，反而有助于台湾的独立，亦就借故打打停停，悄然结束了轰动一时的八二三金门炮战。此后蒋介石再也没有机会在外岛制造事端，牵入美军，帮助他反攻大陆。一九六Ｏ年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民主
的肯尼迪（ＪｏｈｎＦ．Ｋｅｎｎｅｄｙ）于当选之前就已表明态度，只保台湾，不保外岛，金门对美国而言，全无战略价值，对蒋亦不如共和政府之友善。一九六四年中共成功地爆发了原子弹，美国的介入更不可能了，连核子威胁也不便再出口了。蒋介石的希望也渐暗渐淡，连“文革”大
，亦不敢独自出兵，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老美的支援固然不可能反攻，没有老美的允许，也不可能反攻。而老美此时正在越南泥足愈陷愈深，更不愿在台湾海峡别生事端。蒋当然也想介入越战，曾命已当了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于访美时提出，明知美国不可能接受的“好意”仍要提出，可见想介入国际反共战争之迫切。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最后“出卖”他的竟是共和
的反共健将尼克松（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Ｎｉｘｏn）。尼克松虽是反共健将，也是现实主义的政客。形势比人强，在中苏恶，越战胶着的情势下，军师基辛格（Ｈｅｎｒｙ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打通前往北京之路，美国总统遂于一九七二年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杯酒
，在中南海与
泽东书房密谈，斯人独憔悴的是在台湾的蒋介石。初见尼克松时还打趣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会赞成此会”接着说“他叫我们共匪。”尼克松的兴趣很高，问：“你怎么称呼蒋介石？”笑而未答，周恩来嘴说：“我们一般说他们是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总之我们相骂。”最后说：“事实上，我们和他的友好关系比你与他的要长。”（见Ｎｉｘ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ａｒ，Ｐ。１４４）就在尼克松北京
前三个多月，联合国终于票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代表中国。这样一来，不再是大陆乃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台湾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中华民国的招牌终被国际断定为赝品而被取下。蒋介石的大陆梦完全碎了，要大家“处变不惊”了。他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见
云《卡特你错了》，页一九七），未免过于阿Ｑ。他应该想想“罪恶”的联合国让他以台湾一隅代表全中国达二十余年之久。如此白吃的筵席，迟早会散席的吧。于此大势已去之际，蒋介石已入风烛残年。他一身系台湾的安危，台湾朝野自然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但是在集权的强人体制之下，人民并无“知的权利”直到多年之后蒋氏父子身边的副官翁元口述往事，才知道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老先生夫妇”前往
明山避暑时，曾经遭遇到严重车祸，此后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又因副官钱如标润滑老蒋的
门时，不慎使门受伤，血如注，在“老先生只说了一句：把他给我关起来”之后，钱副官就这样被关了五年。（参阅翁元口述，王丰记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二八、一三二、一三四）一叶知秋，仍然是侍君如侍虎的时代，蒋介石的心态到晚年依然是君主式的，副官们的命运也无异于旧时代宫里的太监。根据翁元的口述，蒋介石又开始便血，且有血管硬化与肺部缺氧的迹象，不久又双手发抖、两腿无力。所以当一九七二年五月，蒋介石就任他的第五任“总统”时，身体已见不得人，只好尽力掩饰。就职不到一个月，心脏已经扩大，医官认为必须隔绝静养半年，也就是说根本不能继续“总统”的职务，然而竟被宋美龄否决，还数落了医官一顿。事实上，蒋介石绝不能真正视事，病情每况愈下，心脏病有一触即发之势，特派人到美国去请国际心脏病权威余南庚来台。余大夫尚未抵达，蒋突于七月二十二
下午昏
，大小便失
。余南庚抵台后，全心诊治，并于八月五将蒋送到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居住。以余南庚为首，一共十一位医生组成治疗小组。就在这样不计工本、全体动员的医护下，蒋介石又延续了三年的生命，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晚上过世。（参阅翁元前引书，页一三五至一八八）我们从贴身副官得知，蒋介石根本无法执行第五任“总统”的职务，为了蒙蔽天下人耳目，连代行职务的人都没有。也许因为儿子经国已是行政院长，大权已由儿揽，然而如此私拥名器，多少反映了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本质。
国民
的媒体称蒋介石之死是“崩殂”这种封建字眼的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自称革了九十多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讽刺了。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
梦”实在不如蒋介石的“金陵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翁元副官在忆述中透
，蒋介石在昏时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见翁元前引书，页一五Ｏ至一五一）这更证明他念兹在兹要“反攻大陆”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机会连边都沾不到，失望之余，在垂死之际，仍做哀鸣。这又是一种“亡国”的哀鸣。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一九四九，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一九四九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
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梁武帝殉国于南京后，前殉后继，又来了殉国者，就是陈后主。通常大家都说陈后主是中国有名的昏君，但细查他的身世，却也昏中不乏令人欣赏之处。他在位六年（五八三至五八九），深知司法黑暗，除大赦外，还要用亲自大审的办法，以为救济。同时还主张言论自由，宣布“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除了这些“德政”外，陈后主最有气派的，是他居然把失掉故土的人质（今犹老兵也）“遣送回大陆”他下诏表示：我既没有能力光复河山，但我不为难你们，你们要回去，要跟骨
团圆，我送你们回去，送你们到对岸敌人那里去，并且保证送到家，绝不“陈文成”至于想留下来的“亦随其意”这种气派，陈后主干了四年皇上就开放了，但他的浙江老乡干了四十年才开放，可见陈后主做昏君，其实也有令人欣赏的一面。最后，在亡国之，这位浙江人守不住南京，却也临危不逃，还在原地亡国。陈后主以外，再看明思宗。明思宗是十七世纪的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崇祯为人猜忌有余，能力不足，治起国来，整天走马换将，文武大吏个个是“门神”为什么是“门神”呢？这是有典故的。崇祯要王洽做兵部尚书，王洽长得相貌堂堂，崇祯私语说：“好似门神。”门神都是一年一换的，表示你小子做不久。其实一年一换还是好的呢。崇祯做了十七年的皇上，可是宰相换了五十个。（宋朝开国起一百三十年间，宰相也不过五十一个。）他这个皇帝实在不会用人。虽然如此，他还在亡国前夜写条子，表示“文臣个个可杀”他恨他的手下，他说他非亡国之君，但是手下是亡国之臣。但是亡国之臣是谁任命的？舍亡国之君外，谁又有权干此好事哉？最后，在李自成进北京的日子，万岁走上万岁山（煤山，现在的北京景山），上吊死了。三十四岁的年纪，就这样自杀了。他死后，在衣襟上留字还埋怨“诸臣误朕”、埋怨他的手下害了他，真可说是至死不悟的浑人。但是，浑人虽然浑，却不失他颇知廉
的信仰：第一、他“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他要“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上吊殉国；第二、在大臣劝他向南方逃走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国君死社稷，朕将安往？”他虽然有“台湾”可是他没脸去逃了。他终于为亡国之君的最后殉国，做了一次好榜样。这个浑人皇帝虽然误国失国，但他的从容一死，却多少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怀念——比起只会亡国不会殉国的蒋门神来，他真有帝王气象了。蒋介石死后，国民
媒体说棺材里放了四本书，过了几天，四本书又变成五本书。这四本或五本之间，颇有奇趣，先看蒋孝子的记录。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四月九条下记录：东方发白之时，余在荣民总医院照乡俗为父亲穿衣服，并着长袍马褂、佩勋章。十时许，母亲将父亲喜读之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本书，亲自置于灵榇之中，另有呢帽一顶、手杖一
。又在《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四月九
条下记录：到荣民总医院为父亲着衣，此乃最后一次为儿能为父亲所做身边之事。照乡例穿七条
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扎丝绵，穿黑袜、穿皮鞋、佩勋章，并以平时父亲喜读之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置于灵榇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方，手杖一支。此皆父亲平日常用之物也。在这先后两段同一个蒋孝子的记录中，书是四本没错，但在《守父灵一月记》中，朝棺材里放书的是蒋宋美龄；而在后来写《难忘的一年》（七十岁生日有感）中，朝棺材里放书的，蒋宋美龄却出局了，变成了蒋孝子自己了。
再看《总统蒋公哀思录》第一编《治丧报告》四月九
条下记录：总统蒋公灵柩定今
正午移国父纪念馆，晨六时在荣民总医院灵堂举行小殓，蒋院长遵古礼为总统蒋公衣蓝色长袍及黑色马褂，
前佩“采玉”大勋章，左右则为“国光”及“青天白”勋章，夫人亲将总统蒋公平日常读之圣经、四书、唐诗、三民主义及荒漠甘泉，以及常用之礼帽、手杖置于棺内，家人并在灵前行跪拜哭祭。在这里，《治丧报告》把装棺材的功劳给“刀切豆腐——两面光”了。——给蒋介石穿寿衣的功劳，归之于儿子；给蒋介石送读物的功劳，归之于太太。《治丧报告》是由中央大员们的集体创作，按说应比“五内摧裂”神志不清的蒋孝子的记录可信度高，但毛病就出在画蛇添足，书给硬加了一本——多了一部《四书》，变成五本了，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这一不符，在《治丧报告》四月十六
条下，自己就穿了帮：八时，行大殓礼，由严总统主祭，治丧大员陪祭，与祭者均就原位肃立，奏哀乐、默哀（全国同胞就地肃立默哀一分钟）、献花及恭读祭文后，夫人、长公子经国、次公子纬国及两孙公子孝武、孝勇于痛哭中将棺盖盖妥（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张群、何应钦、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陈立夫及薛岳等八覆旗大员恭将
旗覆盖于棺上，再由严总统、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徐庆钟、王云五及于斌等八覆旗大员恭将国旗覆盖于旗之上，全体公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奏秦哀乐，大殓礼成。既然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则对照起四月九
已放棺中的《四书》来，就显然矛盾了。——一口棺材总不可能放两部《四书》吧？这幕在七天以后又加放一部《四书》的杰作，《中央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中《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四月十六条下，有这样一段：“清晨，蒋公的两位公子，蒋经国院长和蒋纬国将军率同家属蒋公的爱孙孝武、孝勇将一部蒋公平素最喜欢读的《四书》，安放在蒋公身旁。”对照起《治丧报告》来，又穿了帮。《治丧报告》是说“盖棺时，又增置《四书》一部于棺内”是太太带头；但《蒋公崩逝丧厝纪实》却说是早在“清晨”儿子孙子即将《四书》放进棺中，到了“上午八时正”儿子才扶持太太出现。——蒋宋美龄又给出局了。这些小动作与不一致，无他，因为蒋介石死后，生平“喜读”的书中，竟不见代表中国文化正统的《四书》，未免太笑话了，乃临时把《四书》改列为蒋介石生前“喜欢读的”书，赶忙朝棺材里
（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和《难忘的一年》中，都没提加放《四书》的事。所以到底了没有，也是疑案一桩），因为得仓皇，结果反而闹了笑话。服侍蒋介石的贴身副官翁元证实：“老先生归西时，没有
代任何的遗言。”（《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页一八八）但是国民却发表所谓《总统蒋公遗嘱》，其中名言是“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此遗嘱见证人有“五院”“院长”但照“司法院长”田炯锦回忆：到了六
凌晨一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二楼，瞻仰故总统遗容。总统蒋公睡在
上，盖着一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院长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试考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总统蒋公遗体行礼敬悼时，蒋院长曾跪下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院长仍坚持不已。蒋夫人则坐在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院长不要太悲痛激动。当大家行礼敬悼时，蒋夫人曾和大家点头致意。（《总统蒋公哀思录》）足见到达时蒋介石已死。人已死才在遗嘱上签名，来证明遗嘱真实
，其谁能信？何况遗嘱字迹又非死者亲笔（是秦孝仪的代笔）如此见证，岂不更加荒唐？按《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明定：“代笔遗嘱，由遗嘱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由遗嘱人口述遗嘱意旨，使见证人中之一人笔记、宣读、讲解，经遗嘱人认可后，记明年月及代笔人之姓名，由见证人全体及遗嘱人同行签名，遗嘱人不能签名者，应按指印代之。”蒋介石的遗嘱上列期是三月二十九，是死前七天的事，当时为什么不“指定三人以上之见证人”“同行签名”？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冒出见证人来补签？其又违法又不通也，一看即明。而对此依法无效之遗嘱，国民犹命天下“从蒋而颂之”其实，比照起“总裁精神”来，说“长相左右”恐怕还意犹未尽呢。据蒋介石大将贺衷寒《遵训践誓为总统寿》（《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中央文物供应社发行）文中所说：“总统的内心，无时无地不有总理之灵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感觉。昔人谓：‘虞舜慕唐尧，见尧于羹，见尧于墙。’‘颜回希孔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总统之于总理其景象可谓亦复相若。”可见说“长相左右”还不够呢。应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才更加周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