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第一节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沈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始终坚持武装叛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五至二Ｏ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选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ＳｈａｗＹｕｍｉｎｇ，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九至二一Ｏ）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毋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选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ＬｅｉｇｈｔｏｎＳtuａｒｔ），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ＴｈｅＤｒｅａｍＴｈａｔＤｉｄＮｏｔｅＴｒｕｅ）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礼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熏ｉｔｗａｓａ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ｎｏｂ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ｉｔｈａｄｔｈｅｆａｔａｌｆｌａｗｏｆａｓｓｕｍ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ａｃｉｏｕｓａｔｔｉｔｕdｅｏｆ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ｒｕｌｅｒ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ｒｅｂｅｌｓａｎｄｏｆｉｇｎ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页九Ｏ二至九Ｏ三）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选”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十八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页九四二至九四三）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五月二，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并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选（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