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泽东谈谈打打？选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Ｆ．Ｂｙｒｎｅｓ）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见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Ｆｒａｎｋlｙ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ＬａｕｃｈｌｉｎＣｕｒｉｅ）、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ＰａｒｔｉｃｋＨｕｒｌｅｙ）、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对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人员即认为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一九四四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ｆｕｌｌｏｆｂｉｔｔｅｒｆｅ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ｏｒｌｏｇｉｃ），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见Ｂｌｕm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作战表现差劲，亟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实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页二Ｏ一四）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ｌａｃｅ）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至二十四，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Ｂｌｕｍｅｄ。，ＴｈｅPrｉｃｅ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ｒｙoｆＨｅｎｒｙＡ．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４２—１９４６，Ｐ．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Ｄｉｘｉｅｓｓｉｏｎ），或称“军事观察团”（ｌｉｔａｒ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ｓｓｉｏｎ），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八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需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Ｃａｌ．ＤａｖｉｄＤ．Ｂａｒｎｅｔｔ）曾向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政府里去做官。”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我说：“你们吃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选”（《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三一）

　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使用”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责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c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中央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出军队、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步。一九四五年四月，赫大使在美京华府更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蒋介石政府，替蒋之国民大会捧场；指责中共是分裂主义者，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赫尔利以为蒋之国民大会若成功召开，中国便可民主统一了。结果他拥蒋反共的立场，得罪了泽东，被指为与蒋合唱反共双簧，鼓励蒋打内战。七月间召开的参政会，中共也拒绝参加了。

　赫尔利的扶蒋、拥蒋立场也引发重庆美国使馆内部的剧烈争辩，使馆人员如谢伟思等认为赫尔利的做法，将使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有违美国政策。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重庆。要军援延安，告知蒋即可，无须与他协商。把一切的赌注都放在蒋之一边，何异与僵尸共舞。赫尔利则怒斥这些人亲共反蒋，甚至送上红帽子。（参阅Ｅｓｈｅｒｉｃｋｅｄ．？熏LｏｓｔＣｈ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３３３—３６３）大使与使馆职员的辩论，取决于政治多于雄辩，而罗斯福正风烛残年、奄奄一息，自然站到大使的一边，不久于四月中旬病逝，美国的政策遂定位于“扶蒋”之上，军援中共之意亦完全打消。（参阅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Ｐ．１９３—１９４）

　赫尔利自斯大林获得更明确不支持中共的保证，这位国际共产首领甚至向美国人说，延安中共并非真正的共产（此点很可能受到王明的影响）也不认为泽东可能夺取政权。即使蒋要吃掉延安，他也不在乎，更赞赏蒋是一“大公无私的爱国者”此显然完全赞同美方的扶蒋政策，故赫尔利向刚上任的杜鲁门总统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页三四Ｏ）赫于四月二十四返回重庆后，深信由于苏联的合作，可以中共就范，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但是泽东于六月十一中共七大会议上，发表谈话，题目是《愚公移山》，公开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全文见《泽东选集》第三册，页一ＯＯ一至一ＯＯ四），并不就范。蒋介石老实不客气，于七月二十一，指示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的淳化县发起攻击，进驻爷台山，威胁延安。中共《新华报》大举揭此事，攻击重庆发动内战。美国毕竟不愿见内战发生，更不愿在日本投降之前，国共继续发生严重军事冲突，魏德迈将军乃命美军人员分驻国共接壤之处，以制止之。（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二七、五二八）

　八月十已有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然此时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量中国国土，立即发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偏处西南，就地理位置而言，共军显具接收失土的优势。蒋即以统帅名义，命令共军“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蒋之用心，当然可以理解，但命令一支抗的军队于敌人将要投降之际不准进攻、不准缴敌人的械、不准受敌人的降，必然说不过去，于理有亏。泽东针锋相对，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蒋介石发了两通电报，指出“驻防待命”的命令，有违国家民族利益，有利于敌人，碍难遵行。（详阅《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八七）不过，在接收问题上，由于汉周佛海出任蒋之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三一》），以收编三十余万伪军（参阅王俯民《蒋介石详传》，页二三Ｏ至二三二），冈村宁次的通力合作，以及美军协助并提供海空运输服务，蒋之劣势一变而为优势。泽东悉此情，早于八月十三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的军队”要求解放区抗军队直接派遣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见《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当蒋介石的发言人称朱德及共军为“人民公敌”即反相讥说“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汉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见同书，页一Ｏ四七）将“人民公敌”这顶帽子奉还，套在蒋介石的头上，国共长期“摩擦”之余，大有于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爆发全面内战的危机。

　日本昭和天皇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向世界广播，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全国庆祝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心情十分复杂，忧喜参半，甚至忧多于喜。当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即以“要爱敌人”为说，竟将寇加诸中国军民的苦难与残暴一笔勾销，因其心目中别有牵挂，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反共一直重于抗。他在同年九月九的记中感叹道：

　呜呼？选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选（《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七一）

　他若能为所为，必以朱德不奉“驻防待命”之令，向已被包围的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一举灭他恨之入骨的“共匪”完成他的“革命”抗战尚未胜利时，他就亲口告诉他的学者顾问拉铁摩尔“战后中共问题必须要用武力解决”（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３９），自然无意组织什么联合政府，但当时国内外情势绝不允他明目张胆地立即发动内战，不过，他已掌握和平攻势的有利条件。美国扶蒋态度已十分明朗，中苏友好条约已经谈妥，斯大林已公开揄蒋抑。延安在国内遭到围困，在国际上更形孤立。既然大家要和，何莫展开和平攻势，在有利的情况下，对方就我之条件而和。皇宣布投降之前一天，在赫尔利的敦促下，认为重庆与莫斯科间的联盟，必能迫使泽东前来请和（Ｌ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Ｈｕｒｌｅｙ，Ｐ。４０４），蒋乃亲自急电延安，请泽东“克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当时国共间因“驻防待命”问题有纠纷，故复电称俟蒋对此事表示意见后，再考虑会见。于是蒋于二十再度电，把“驻防待命”推说是盟军总部的规定，说是“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云云。然后再亟力促驾，说是“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又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言下之意，若不来，岂不是不体念国家艰危、悯怀人民疾苦矣。这是何等压力？选遂于二十二复电，谓先派周恩来前来接洽。蒋怕推托，于接此电报后翌，三度电，谓周氏来渝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并“已准备飞机迓”做进一步之敦请，而电文均公诸报端，众目睽睽，促驾来势之汹，犹如钱塘之，一波高过一波，难以抵御。只能于二十四急电重庆，表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来往电文见《重庆谈判资料》，页四至八）

　蒋之紧迫邀请，乃是运用匠心的一种招数，显将一军，而且无论来否，自以为均左券。若不来，蒋可说无和平建国诚意，不仅可卸内战之责，且可将此责加诸对方。若来，蒋可以主人的优势、有利的情势，接受自定的和平条件；如不接受，再加之以武力，亦可谓先礼后兵矣，剿抚并用矣。

　延安方面接此一招，的确沉重，压力来自四面八方。然而蒋氏囚政敌的前科累累，诸如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一而足，利用特务暗杀，亦屡见不鲜。虽说美使赫尔利愿做安全保证，但夜长梦多，防不胜防，万一事发，推说意外，亦莫可奈何。然而无论风险多高，势在必行，否则未决雌雄，已输了一招，绝非泽东所肯为，所以应蒋之请，并不意外。中共中央要求魏德迈派美机接送，赫尔利陪同，以防意外，并决定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大计，都是以防万一，设想周到的举措。

　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下午，由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陪伴下，自延安飞抵重庆。蒋介石当晚在林园官邸设宴，尔后在八月二十八的记中写道：

　正午会谈对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页二六五五）

　来渝前的正午，蒋才集会商讨方针，临事才抱佛脚，原无新的腹案。诚挚相待尚须“决心”可见诚挚来之不易。所谓政治与军事整个解决，仍然是他一贯统一军令与政令的说法，也就是要中共出军队与政权。因此，所谓政治要求予以宽容，极限不过是给予中共合法地位以及允许到蒋政府做官而已。蒋氏和平条件更明确见诸于八月二十九的记之中，他列出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前引书，页二六五六）

　另组联合政府根本不在考虑之列，蒋和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泽东在重庆一住四十余，蒋会见时间不长，正式商谈五次。晚宴时，蒋介石一身戎服，前勋章耀眼，似乎是向显示他是最高统帅。蒋氏夫妇以茶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时，请作陪；又邀与美国大使一起吃午饭，似乎是向显示他有美苏两大国的支持。蒋以声势慑，显然无效，穿土布中山装（即列宁装，后来又称装）的泽东，绝不屈服，使蒋“脑筋深受刺”十月十临行前要求宿于林园，翌晨共进早餐，但话总不投机。离去后，蒋散步林园一周毕，于记事批阅公文之余“甚叹共之不可与同群也？选”（前引书，页二六八八）

　蒋介石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底线下，根本不会允许解放区与八路军的存在，也不会同意重起炉灶，组织联合政府来完成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在此情形下，和谈不可能谈出任何可行的结果。泽东同意缩编若干军队，退出若干解放区，只是表示一点诚意，距离蒋的要求尚远。国共重庆和谈后所签订的《双十协定》，明眼人一望可知，不过是装点门面，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唐纵在记中透，蒋介石说泽东本趁日本投降占领华北，因来渝谈判而未成。（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九一）事实上，在和谈期间，美军出动陆战队助蒋占领华北。就蒋而言，此次和谈的真正收获乃是达到缓兵之计的目的，使蒋军获得宝贵的时间，由美国海空联运送部队到华北。不过“”翁失“土”却在统战上大有收获。泽东、周恩来一行以贵宾身份抵达重庆，逗留将近七周之久，周旋于各界人士之间，往往侃侃而谈，时时心心相印，赢得无数同情与支持，而氏一曲《沁园》咏雪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势不凡，使很多士人倾倒。

　蒋介石于重庆和谈期间，已秘密分发在江西时订定的原《剿匪手册》，准备展开军事攻势。同时授意张治中密电胡宗南，谓：“目前与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做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中共代表团关于张治中向胡宗南传达秘示致中央电》）事有凑巧，《双十协定》签订前二，一架国民运输机航，降落在太行山麓的共区，查获编号为三二五一代电的蒋致阎锡山密件，附《剿匪手册》两本，了“剿匪”的天机（见叶永烈《蒋争霸录》，页四二八），《双十协定》签订后，蒋失望之余再密令各军努力进剿，想以饿虎扑羊的兵力，完成军令与政令统一之任务，不宣而战的国共内战实已爆发，但是进展迟滞，并不如蒋氏想象那样容易克奏肤功。

　中共于日本投降后，虽知美、苏两大国均支持蒋介石，仍然不肯屈和，继续强硬抵抗。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不仅出蒋意料之外，也出美国人的意料之外，还误以为斯大林与泽东有什么默契呢。其实斯大林得到满蒙利益后，很愿帮蒋的忙，只是对在华美军感到疑惧。斯既对冷淡，自亦不必买斯之账。一时之间，瞧不起秦皇汉武的泽东同时与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对抗起来了。

　支援蒋介石的在华美军，旁观者清，很快看到蒋军不可能迅速解决共军，遂怕被卷入中国内战。更何况中共已对美军助蒋提出抗议，苏联也要求美国自华撤兵，杜鲁门基于中国统一的原则，武力统一既不可能或代价太大，只有回到和平统一的程上来。要和平统一，国共又必须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不得不再度扮演仲裁的角色。赫尔利大使的亲蒋反共立场既过于明显，又与国务院在反共问题上搞得很不愉快，遂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辞职返美。杜鲁门乃特命马歇尔以总统代表赴华调解国共争端。当时，马歇尔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杜鲁门，而声望或更过之。美国派出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做调人，可见对国共问题的重视，以及要维护美国对华政策之心切。

　马歇尔于一九四五年年底飞抵重庆，带来的不仅是马氏个人的声望，还有“胡萝卜与子”（ｃａｒｒｏｔａｎｄｓｔｉｃｋ）——如果听话，不打内战，和平建设，美国将提供大量经援与军援；若不听话，则停止一切援助。蒋介石对马歇尔原有顾忌，因他与史迪威私人关系甚笃。马歇尔固然不至于以私害公，但他绝非亲蒋之人，更不会赞同蒋之个人独裁和一专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依马歇尔之见，乃理所当然之事，也是和谈必需的先决条件。蒋必须依靠美国，并无拒绝马歇尔调停的余地。蒋之法宝无非是强调中共乃苏俄之附庸，以合美方对俄冷战的心态。不过美方则认为，若国共不能合作，导致内战，反而失去以中国牵制苏俄之实力。（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Vｏｌ．1，Ｐ．６—７）

　马歇尔与国民代表张群、共产代表周恩来组成三人小组，经过六次会议，于一九四六年元月十获致停战协议，于十四零时生效。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终于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召开。（此会议之得以召开，实由于美方之压力，见Ｂａ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licy，Ｐ．１８６）出席代表除国共两之外，还有青年、民盟和社会贤达。

　政协一直到月底才闭幕，中共在民主派与自由分子的支持和合作下，颇占上风，诚如唐纵所说：“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但又无可如何。”（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Ｏ）最后通过五项决议，虽于国府委员名额有所争执，但重要的是确定政府改组，结束一专政。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宣称他将接受政协的决定，他在闭幕式上更讲得甚是冠冕堂皇，声明拥护政协订定的《和平建国纲领》，愿以“保障民主自由为职志”以“建立法治国家为目的”甚至说今后的政府要由各派的中坚分子以及社会贤达，共同来负责，说是“建国的重担，既不是国民一的责任，更不是中正个人的责任”最后还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的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蒋介石致词全文见重庆《中央报》一九四六年二月一）话说到这里，毫无疑问，蒋介石已遵从政协的民主自由决议，愿意结束一专政，改组联合政府。（参阅ＶａｎＳｌyｋ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１，Ｐ．２４）当时在场听蒋致词的人，很难怀疑他的真诚，以为内战可免、民主在望。但事后看来，讲词中所谓“中正个人从幼年起，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平生的抱负和事业是只知献身于国民革命，以期救国救民”语气已见矫情，而言外更有一段别含深意的话：

　我相信，我们国内此后不会再有私有的武装军队、分立的地方政权，来妨碍政令与军令的统一。否则无论如何高唱民主，而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必是各行其是的假民主，甚至完全是反民主的行动。

　在此他暗指中共军（私有武装）与解放区（地方政权），妨碍了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换言之，中共如不出军权与政权，则政协所标举的民主是假民主或反民主。他拥护他认为的真民主，自无义务顺从“假民主”就此而言，他要中共投降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问题在于他把中共的武力定位为军、是私有的，而把他自己的嫡系军队以及国民军视为整个国家的军队。事实上呢，国共两是各拥有“武装军队”的政。叶公超曾向蒋介石提及，英国人问起国民政权既从武力取得，何以中共武力即为罪恶？蒋介石的答复是：“吾人推翻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不得不有武力，今无此目标，自应不能私有武力。”（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六八）他应想一想，清帝制与军阀割据之所以被“推翻”由于封建腐败不得人心，而此正是当时国民一专政重蹈覆辙的弊病，共产正可以此理由，拥有“私有武力”来推翻国民专政与蒋介石的独裁。

　若知蒋氏真正的意图之后，始能理解为何他于公开尊重政协决议之余，不仅不付诸实施，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了。唐纵的记已经承认，蒋介石在“国际要求”下，不得不召开政协的，并非心甘情愿，认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失败的”是一种“屈辱”（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七八、五八Ｏ、五九一），美国人也早就清楚明白，蒋介石一心一意要以武力使中共屈服。他们说蒋挟持了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而富裕国家的一线希望。（参阅Ｕ．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Ｐ．９０；Ｈａｙｆｏ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Ｐ．２０５）

　更不幸的是，政协开会期间，大批特务多次前往捣乱，侮辱出席代表。政协的民主同盟代表黄炎培与张申府的居处，被便衣人员侵入扰，民盟提出严重涉，请求查究，国民代表孙科以政协主席资格，表示道歉，但特务仍未收敛。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上午九时，近万群众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时，特务又来闹场，高声喊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政协代表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等被殴伤，造成血的暴力事件。过了不久，重庆的中共《新华报》社与民盟的《民主报》社也被暴徒捣毁，报社人员多被殴伤。民盟主席张澜特于二月二十三致函蒋介石，指出特务一再闹事，虽一再“请求政府惩办祸首”没有结果，而又发生捣毁报社事件，责问蒋介石说：

　使我公知之而故予优容，则人将疑其不诚；使我公竟不知之，则人将谓其不明。中国民主同盟同人本于爱护国家、促成民主，并为维持我公威信起见，谨请迅予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民主报》、《新华报》之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各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使人权获有保障，而政治协商会议所郑重通过之一切决议，得以确实进行。（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页四六五至四六六）

　特务根本是蒋之工具，若非示意，哪会伤人？唐纵记中透，二月六官邸汇报时，蒋主席即有“对民主同盟为共做鹰犬应予膺惩”的指示（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五八七），张澜的责问和要求岂非与虎谋皮？

　蒋介石怂恿特务的结果，终于出了大子、吃了大苦头。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在政协开会期间被特务打破头的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了。四天以后，著名的西南联大文学教授闻一多在参加李公朴追悼会后也被人杀了。李、闻都是民盟的骨干分子，蒋介石一直认为民盟是共产“鹰犬”、一直想要“膺惩”所以事发之后，十目所视，莫不视向特务，成为震动中外的重大政治谋杀事件。民盟失去两大要员，固然打击不小，但蒋介石及其政府受到的冲击更大，对国民的最后溃败，有推波助澜之功，不亚于几个师的威力。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亲往昆明调查此案后，于八月二十五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调查经过和结果：

　可以用吐吐四字来说明此案。一是李案“未捉获凶手”只拿出闻案来“公审”是李案“”而闻案“吐”二是承认是昆明警备司令部两个中下级军官干的，这是“吐”；但是出于凶犯“个人气愤”这样就“”去了暗杀的主谋者。三是“公审”只许中央社记者参加，这是“吐”；但拒绝《大公报》记者及其他报社记者参加，这是“”四是“公审”好像审判完结，这是“吐”；但问是否再审，他们答不出来是“”（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二九）

　此案之所以不能在高之下一口“”了，因为特务干得太明目张胆、民愤太大，然而梁漱溟的调查毕竟无以查出整个内情，内情必须要由里面的人来透。当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去世近四个月，蒋介石派唐纵到昆明去处理这件案子。唐赴昆明前，于七月二十二凌晨五时接到军统人事处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于二十三飞抵昆明，郑修元以及云南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与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向他“报告李、闻案真相与经过情形”唐要他们“对外谨慎言论”唐于二十六由昆明飞上海，翌飞九江，前往牯岭去见蒋介石报告此行经过，唐说：

　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四）

　事情闹得太大，失了面子，所以蒋介石大发脾气，大骂霍揆彰。霍揆彰何人？乃警备总司令也，又是陈诚的亲信。唐在牯岭遇见陈诚办公室高参张振国，说是霍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做烈士？选七月二十八下午三时，蒋又召见唐，唐向蒋陈明：

　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闻案以受刺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作悬案。（前引书，同页）

　“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无异自认是警备总部有计划之行动，为了向社会代，必须编造故事。李案的故事编造得不好，所以蒋介石要把它暂作“悬案”唐纵于七月三十一再度飞往昆明，与卢汉、顾祝同、霍揆彰等商量具体步骤。云南省主席卢汉说：“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当时的公开秘密就是特务干的，乃决定“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三五）已可证明原非两个中下级军官因一时气愤而杀人，乃是警备总部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才必须找替罪羊出来“担当责任”

　唐纵得知全部真相，并以特务们的案情报告“简略草率”为之“甚不怿”？选（见同书，页六三七）他的记所记虽语焉未详，但蛛丝马迹已很清楚，很可旁证沈醉于《军统内幕》一书中所说霍揆彰实系主凶：

　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想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下册，页四五七至四五八）

　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六月五，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二）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八月十写了一封“措辞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十七）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选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撤出长，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投降国民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伪政权”（见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五月五宣布还都，五月六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五月十九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二十三攻占长。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五月二十四抵达沈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周恩来，周于二十六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做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六月五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l1，Ｐ．１３６—１３９）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对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六月二十九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七月二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七月十四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九月一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ｌ1？熏Ｐ．１９０）蒋却于八月十一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六月七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十月十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九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十月二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记》，页九）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十月六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Ｏ四）

　周恩来见到蒋之两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之嫌，于十月九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页二Ｏ七至二Ｏ八）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军队于十月十一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十一月十五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十月二十一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二十五国民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M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１）黄炎培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页二Ｏ一），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派”破坏了和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ｓｓｉｏ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Ｖｏl．１，Ｐ．４３１—４３３），实系外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Ｌｏｂｂｙ）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十二月一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选（参阅Ｓｈａｗ，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１８４）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