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八一落千丈考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抓到一只大耿娼，带回南京，一时哄传。各报驻京记者，都发专电报导。天下第一吝啬鬼成舍我，那时正是北平《世界报》社长，第二天看到各报报导，都说是玳瑁，只有《世界报》一家说是乌，于是打电报给《世界报》驻京记者，查间真相。为了节省电报费，成舍我只发了十个字，全文曰："人皆玳瑁，我独乌，何也？"一时传为笑谈。

　"玳瑁"英文是hawksbill，是turtle的一类，是水生的；"乌"英文是tortoise，是陆生的。（淡水生的，多半水陆两栖。）中国最早有"鳖"与""之分，《说文》上说："鳖，甲虫也。"《考工记》注："外骨属；内骨鳖属，按鳖骨较稍内耳，实介属也。"就是说鳖，是有盖儿的爬虫。骨头长在皮外面（有硬盖子的）是；骨头长在皮里面（有软盖子的）是鳖，全是背上长壳儿的动物。《说文》这种学名，在实际上、一般运用上，中国人是不大细分的，大多通称乌，俗称王人耳。

　高高在上

　乌在古代，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大戴礼》中说：

　虫，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羽之虫，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气之所生也。惟人为傈匈而后生也（王聘珍校：倮匈谓无羽与鳞介也），之也。虫之者曰麟，羽虫之者曰凤，介虫之者曰，鳞虫之者曰龙，倮虫之者曰圣人。

　由此可见，乌不但是"介虫之者"、是有壳儿的动物的头头，并且跟"倮（）虫之者"圣人同级。中国古人对它，歌颂崇拜，一直不断，在那时中国人眼中，神灵也、吉祥也、发财也。长寿也、解人言也、像天地也、知吉凶也…种种好事，都跟它有关。它不但是圣人级的，并且还坐在圣人怀里，向皇帝"王八看绿豆"呢：《礼记》中说："昔者，圣人建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圣人抱南面，与皇帝北面二比一，皇帝还真吃蹩呢！《史记》有"策列传"，记用乌知吉凶时，称它为"玉灵夫子"，古人对它的马，可真不小呢！《诗经》中有"我既厌，不我告犹"的诗，可见古人对乌拍马，有时它还摆上架子、爱理不理的呢！

　你我

　正因为乌这么风光八面，所以中国人在对它马之余，在称呼上，多想跟它发生牵连，于是，大家就你我起来了。秋战国时宋有公子围、楚有斗韦、汉有京兆尹陈、幽州刺史朱、曹魏有典农刘、北魏孝明帝以"神"纪年（公元五一八一五一九），孝昌年间（五二五一五二六）有大臣叱列伏，正始年间（二四0－二四八）有羽林监王元、唐宗室有楚王灵、嗣曹王年、大臣有崔从、王、刘崇、李权、庶僚有乐朋、薛元、协律有李年、进士有张仁、处士有陆蒙、道士有解元、白居易叫他侄子做儿、字文籍字夏、张志和本名龄、王俌字兴、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以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时前蜀有京兆李祯、宋吕蒙正之父名图弟弟名祥，就是吕夷简的爷爷，何承矩之子名龄、范雍的爷爷名从、王大宝字元，又有员外郎董正、郎中王从、陈尧封之子陈渐自号金子、陈季常做"轩"、杨时号山、有侍御史黄年、有直讲彭年、洪朋字父、何兑叫津学者、龚开号城叟、沈与求号溪、王十朋字龄、陆游叫堂病叟、又做"堂"、又以壳做帽子，又有张寿、元谢应芳自号巢老人、室名"巢"、所著有《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庐"、明方渊号鹤山人、清黄丕烈号巢老人，潘恭寿号潜，潘祖荫做"盫"…这种你我甚至传到月本，日本有井昭、有井南冥、有谷省轩、有田莺谷、有田鹏斋、有田绞濑…日本人之乌也。

　蛇同组

　不料乌虽然一路风光，不幸慢慢被人造了谣言，集谣言大成的，是《说文》这部书。《说文》作者许慎（约五十八－约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五四0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意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旧也。外骨内者也。从它（蛇）。xx与它（蛇）头同。天地之，广肩无雄、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是没有雄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得跟蛇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xx"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蛇，它后来形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真部（昃下）有"元始夭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与蛇，可见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王杂俎"所谓"不能；而纵其它者与蛇"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穿着紫皂衫子、戴角中儿．娼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xx，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在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中裹头，故吴人以之有行者。谓其大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中以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数，吴人遂以此服为。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用绿巾？及见秋时有货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蛇之说、xx之、头巾之绿、娼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祐，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祐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游，投寓旅馆。一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与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是"污闺之讹"，是从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王八的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因为他认为他当了王八，而高等法院法官竟也有跟着判的。试看一则台湾最高法院法官的驳回理由，就可领教了：最高法院民事判决一九六三年度台上字第一○六八号

　上诉人郑祖瑾住高雄市左营成功路二号

　被上诉人维理住同右中山路二十三号

　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上诉人对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审判决，提起上拆。本院判决如下：

　主文

　原判决关于命上诉人赔偿及负担诉讼费用部分废弃，发回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理由

　本件被上诉人诉请上诉人赔偿损害，系以上诉人其陈子，经法院判处罪刑有案，并在《海讯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均受重大之损害，依民法第一九五条规定，应负赔偿责任，为诉之原因事实（见卷附刑事附带民诉状）。卷查刑事确定判决，系依刑法第二三九条后段相罪，判处上诉人罪刑，并未载有上诉人以何种方法，侵害被上诉人名誉情事。按名誉权为人格权之一种，而夫之人格各别，与人通，不能谓其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又依原判决记载，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海讯报》所刊上诉人与陈子通之新闻，系由与上诉人同屋居住之闻波告知新闻记者汪宗藩者，并非上诉人发布该项消息，是上诉人亦无在（海讯报》大登新闻，致被上诉人之名誉及精神受损情事。原判徒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相好及污闻披诸报端之事，即令上诉人赔偿新台币四千元，尚有未合，本件上诉，应认为有理由。

　据上论结，本件上诉为有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七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百七十五条第一项判决如主文。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三

　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相信：使人当王八，尚不算侵害"名誉权"，因为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种，夫之人格，各归各的，"与人通，不能谓其相人系侵害夫之名誉"。这一判例，显示了法律比社会观念进步的一个面，倒是颇为有趣的。

　综合上面的种种讨论，我们清楚地看到王八每况愈下的种种方面，最后在法律上，甚至当了王八，也不过乃尔，这对卫道之士说来，真要大发思古之幽情了。因在古代，不但法律上要保护王八，并且保护得连王八都要挨揍，唐朝法律虽然对"夫妇"判两年（赎铜四十斤），比起今天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不算重，但是它不但"不在自首之例"，并且不是告诉乃论罪，而是邻居都可以告发的罪。元朝法律规定不告发是"纵"，连邻居都要挨罚的。至于甘愿做王八的，更不得了的。元朝明定甘愿做王八的，本夫与"夫妇"各杖八十六下，明朝清朝各杖九十下，可见当王八都要挨狠揍。如今王八就是王八了，至少不要再挨狠揍，这种进步，都是王八一落千丈的结果。行文至此，不大笑国民亦有德政，至少他们"忘八"之时、"望八"之余，不再打王八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