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情智勇:孟子
一个热诚的,优游自在的,无恐惧的人,是最能够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为他的“大人”的三种“成
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为“情”字,而视“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我们在英语中幸亏找得到“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跟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样。这两个字开始都含着“情
”这种狭义。可是都有更广大的意义。张
曰:多情者必好
,而好
者未必尽属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人生的出发点。情是人生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花中的欢乐,禽鸟的羽
,女人的美
,学问的生命。谈到没有情的灵魂,正如谈到没有表情的音乐一样地不可能。这种东西给我们内心的温暖和丰富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对着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的“情”字译为“passion”也许错了,我应该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无暴风雨般的热情那种蚤动的
质)去译它吗?也许“情”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的意义,是一个有温情的,大量的,艺术化的人所具有的质素。除爱默生(Emer-son),爱弥厄尔(Amiel),朱伯尔(Joubert),和伏尔泰之外,西洋哲学家对于热情很少说过一句好话,这是可怪的事。也许我们仅是用词不同而已,我们所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如果“热情”(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义不同,而专指一种暴躁的蚤
的情感而言,那么中国语文里便找不到一个字可以代表它,而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这是种族脾
不同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造成西洋文学中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吗?这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的时候饮泣
声,让他们的情人给仇敌带去,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吗?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的观众感到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中国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了。一个人和命运挣扎,放弃了斗争,在事过境迁之后,悲剧才在回忆,徒然的后悔,和渴望的洪
中产生出来。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到他下令使他的爱妃自杀,以
足叛军的要求之后,便成天在楚境里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国戏剧的故事结束之后,才在一个悲哀的巨
中表现出来的。当他在
放生活中旅行的时候,他在雨中听见铃声隔山相应,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看见或扪触到的东西,一条余香未散尽的小领巾,或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在这戏剧结束的时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寻觅她的神魂。这里便是一种浪漫的
感
,如果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情感当做热情的话。这可说是一种圆
的,温和的热情。所以,中国哲学家有一种特点,就是他们虽然贬视人类的“情
”(即“七情”的意思),却不贬视热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甚至于视“人轮以夫妇之情为本”
热情或情感这种东西是我们所固有的,正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天生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
:这不幸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当我们渐渐失掉那种少年之心时,我们才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度。在我们成人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多情的天
是被一种不仁的环境所杀戮、抑制、挫折、或剥削,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曾注意使这种天
继续生长下去,或由于我们不曾完全摆
了这种环境。我们在获取“世界经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
曾实行多次的摧残,我们学会硬起心肠来,学会做虚伪矫饰的行为,学会做残酷无情的人;这么一来,当一个人夸说他得到了更多的尘世经验时,他的神经也变得更不锐敏,更加麻木迟钝——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结果,世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人家排挤在一边,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产生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至于感情——他所称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其最后的一些灰烬也已经渐渐在他的
怀中熄灭了。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无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国家要实行消灭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这种政策施行起来,第一步应该先对付那些无道德感觉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心肠如铁石的人,残酷的成功者,意志坚决的无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乐的人,把他们的生殖机能消灭——而不必先把疯狂者和肺痨病人的生殖机能消灭。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有热情有情感的人也许会做出许多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无情感的人却是一个笑话和一幅讽刺画了。他和都德(Daudet)的莎复(Sappho)比较起来,倒是一条虫,一架机器,一架自动机,尘世上的一个污点啦。有许多
女所过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复犯罪,那有什么可怪呢?因为她虽然犯罪,她同时也是有爱心的;对于那些会表示深爱的人,我们是应该给予很大的宽恕的。无论如何,她由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里走出来的时候,是比我们周遭许多百万富翁更有青春热烈的心情的。崇拜曼丽玛黛玲(MaryMagAda-lene)是对的。热情和情感免不了会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得到应得的刑罚,然而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纵容子女,常常让她们的爱战胜她们的判断,可是我们觉得她们到老年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她们和家人曾过着幸福的生活,比许多苛刻严峻的人所过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顾我过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错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快乐的;可是当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时候,我甚至到今天还是不能饶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严酷的,一个具着热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
的人也许会轻易被比较聪明的同伴所欺骗。那些生
慷慨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做错了事,常常因为对付仇敌太过宽大,对朋友太过信任,而做错了事。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而跑回家去,写出一首悲苦的诗。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为帮亲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是我所曾读过的最辛酸悲苦的诗。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消雾散,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
虽然如此,这种热烈慷慨的心
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环境所摧残,因为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
是不足应付环境的,热情必须和智与勇结合起来,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无论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无价值。智制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到勇气。
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
,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驶行,往来如织。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
惑,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
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
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诚可谓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讲起来,佛教徒这个对人生的骗子的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和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许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
望乃是恐惧失败、贫穷,和碌碌无名的讳称,而这些恐惧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收,可是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统治人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祖国,为祖国而服役。这代价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请一个智者向一群民众扬帽招呼,一天演说七次,而选他做总统,他一定不愿为祖国服役。白赉士(James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
家)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国中最优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动。我觉得单是总统竞选运动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须在奉献一生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之下,一星期内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留在家里把自己奉献于一顿简单的晚餐,穿上睡衣上
去睡觉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骗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偶然的骗子的奴隶。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造社会,提高人家的道德,卫护教会,扑灭罪恶,制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施行,破坏别人所制定的计划。在大会席上读一篇他的属员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坐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的蓝图样,甚至于开设一间疯人院(脸皮真厚啊!)——总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记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这些改造人家,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等问题,在过去并不曾和他发生过关系,或许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海里。一个在总统竞选运动中失败了的候选人,在竞选二星期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大问题忘掉得多么一干二净啊!他是谁呢,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他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话,这些头等的骗子和次等的骗子是会使他心满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种幻觉,以为他的确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一样有力量,一样普遍,这个骗子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很少有表现原来的自我本
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c摸kritos)以为他把人类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这两个大恐惧的
迫下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可是,虽然如此,他还不曾把我们由另一个同样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
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有许多还不能摆
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在这尘世中都是演员,对着一群观众扮演他们所认可的角色和故事。
这种演剧的才能,及与之有关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剧的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特出的质素。这种展览和表演的才能无疑地可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就是观众的喝彩。可是喝彩的声音越大,舞台后的心绪的纷
也越厉害。它同时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什么人依观众所认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员也许会取那个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占有了他:这是唯一可议之处。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他们的本
者,为数甚少;只有这种人做戏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做戏,他们不被权位、名号、产业和财富等等人造的幻觉所欺骗,当这些东西跑来找他们时,他们总用一种宽容的微笑去接受,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这些精神上的伟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才会始终做简朴的人。因为他们不被这些幻象所
扰,所以简朴永远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标志。小官僚幻想着自己的伟大;社
场中的暴发户展览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挤上不朽的作家之林,于是便立刻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行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们的演剧的本能是
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还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过。于是我们一生劳劳苦苦的工作着,不是依我们的真本能为自己而生活着,而是为社会人士的称许而生活着,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象老女处“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