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二块七与十几万王跃文

　某官奉调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电令旧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旧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柜，文海钩沉。此公著述颇丰，十六开纸的文稿，足有半麻袋。旧部办事认真，代编目录，以便首长检索。可目录编出之后，视觉效果有些怪诞。计有五篇文章题目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文章题目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文章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的文章若干，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女处‬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钱！

　权也拳哉王跃文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主席去安源》。青年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对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泽东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道论述题王跃文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的，精神是第二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食，也是物质；，即本，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暖思，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

　政府可以打瞌睡王跃文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

　不可思议王跃文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林弹雨中火线入。听说这种员的，成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都沿用着火线入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该叫什么入呢？难道叫饭碗入？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

　所谓德政王跃文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

　说王跃文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房艾丝的男人，人称仙火王，靠表演放，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浃背，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之兆。此君生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蹶，洪喧一，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有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宾客皆笑：打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没人在意声，也没人说谁的臭。偶遇一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带着睡。临睡前，都是坐在头，欠着身子吹灯。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吹熄的。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不臭，臭不响。不响的，乡里人称之蔫。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