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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专业质疑与先兆流产
 预算报告到了美国,没有获得批准。地产部那里答复说,预算报告没有使用公司全球通用的格式,写得太简略,缺乏必要的数据分析,而且,没有按正常步骤来考虑这个项目中的各个环节的关联

 美国地产部总监罗斯质疑说:“DB中国一方面报请装修,另一方面,却尚未办妥租约的续签。假如续约的价格太高,则应该考虑换一个写字楼,而不是在没有谈好续约的前提下,贸然地决定对现有场地的装修方案。而且,有一个潜在风险,就是业主说不定根本不同意把物业继续租给DB,或者,业主看到DB已经在装修上下了投资,就在租金上来个坐地起价,DB将会陷入被动。”

 罗斯进一步提出:关于为什么DB中国总部需要4500平方米办公面积,报告中没有数据支持。在未来三年内,这个办公室里,将会有多少员工在里面办公,为什么是这么多人,都没有在申请报告中提及。我们首先得搞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多大的一块面积,才能避免租的场地太大或者太小。

 罗斯的MAIL发给李斯特的同时,也抄送给了何好德和柯必得,李斯特感到很尴尬。他思前想后,玫瑰手下的上海办行政主管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派不上用场,眼下只有马上把拉拉从广州暂调到上海参与项目。

 李斯特和玫瑰谈话,告诉她,怕她忙不过来,建议调拉拉过来协助她。

 玫瑰不动声地连声道谢。

 李斯特又亲自给拉拉打电话,他告诉拉拉,公司决定给她一个锻炼的机会,调她到总部协助玫瑰,她可以乘此机会,学习大项目的管理经验。

 拉拉平时难得轮到和李斯特讲话,今番老板亲自给她打电话,让她受宠若惊,当下觉得李斯特所言极是,回家便匆匆打点行李,周末也不过了。

 拉拉到上海的当天,玫瑰找李斯特谈话,说她怀孕了,并有严重先兆产,需卧休息三个月。她已三十有二,婚后一直怀孕困难,原以为后代无望,不期竟然怀上了。

 玫瑰一面说,一面眼里泪光婆娑。

 李斯特望着那张医院开出的假条,头登时大了两号。

 李斯特感到很为难,像DB这样专业的大公司,向来倡导生活工作的平衡“Lifeworkbalance”(生活工作两平衡)的口号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他不可能让玫瑰冒着产的危险来上班。

 另一方面,DB在人头(headcount)的控制上,也是典型的大型欧美企业的做派,非常严格。玫瑰还在职,这个经理的位置并没有腾出来,他就没有名额来另外招一个经理。

 而他本人对这类项目并不熟悉,他非常急需一个专业而敬业的行政经理来主管这个项目。

 他当然也可以和何好德谈他的难处,请何好德特批一个人头给他。不过,李斯特在何好德那里并不讨喜,何好德上一年度给李斯特的打分就不高,年终奖金也评得很不怎么样。

 何好德40出头的年纪,是公司里的少壮派,一心要在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而李斯特的首要任务是安全退休,他的一切行动都以安全为基本原则,沉稳有余,害怕变化,而创新就更是基本谈不上了。

 何好德对李斯特碰到问题不愿意做决定的做派,内心很不喜欢。碍于李斯特快要退休了,他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李斯特在工作中的要求,时常被他驳回。碰壁多了,李斯特就更加避免去向他要求额外的资源了。

 李斯特盘算了半天,行政团队现在唯一有可能顶上来的,就只有拉拉了,而他对拉拉并没有信心:管理这样一个大项目,不仅要专业、敬业,项目负责人还需要和很多高级别的人打交道——他觉得拉拉还太,无法有效和高级别员工沟通。李斯特以为拉拉见识过的世面是不好和玫瑰比的,她能不能在何好德和柯必得面前像样地把话说清楚,他都在心里打个问号。

 他一方面希望玫瑰的身体情况能侥幸早稳定下来,一方面也知道不能指望这个了。况且,他也意识到,玫瑰的怀孕,本身就是件可疑之事,只是他无法证实,一旦去核查,就等于大家撕破脸皮,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这不符合他安全退休的大战略。

 玫瑰怀孕后,根据劳动法,女员工在孕期和哺期内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只要她不犯大错,22个月内没法炒她,他也不好因为人家怀孕就降人家的职,他可是HR的头,要是他敢这么做,那以后但凡公司里有员工怀孕,孕妇的主管就可以要求把人家降职,他李斯特还怎么做这个HR?

 李斯特想,假如去找何好德特批招一个经理,何好德必定问他:以后两个经理,多了一个出来怎么办?

 权衡了半天,李斯特打定主意:少不得拼着给何好德质疑一番,挑战他对团队的控制能力罢了,一定要抓紧搞回一个行政经理,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再说,否则马上就没法过关。

 何好德正在新加坡开会,李斯特决定等他回到上海,再和他面谈。同时,李斯特指使猎头公司紧急搜寻市场上合适的行政经理人选,自己就先开始面试了。

 他在面试的时候,总要问应聘者同一个问题:假如由你来准备这样级别的装修预算,每平方米的费用会准备多少?

 结果几个大公司出身的人选都告诉他:1500元左右。

 听得他心里直打鼓。

 李斯特找来拉拉,亲切地问拉拉:“广州办装修的时候,每平方米的单价是1000元,为什么你认为上海这次的单价会到1500元?”

 拉拉说:“广州办没有换换机系统。家具也是用旧的。而且,在广州办,高级别的员工比例比上海总部低很多,就不需要像在上海办那样建那么多经理房,机电上因而能省下不少费用。”

 李斯特说:“上海可不可以也不换换机系统?”

 拉拉说:“我找了维护商的工程师一起去机房查过,系统已经满负荷了,不能再扩容了。我们这次续约是保持现有面积,还是要扩大10%的面积?明年员工数会增加吗?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扩容。”

 拉拉的这个问题问到了李斯特心上的痛,这正是美国地产部对他的批评:未来两三年内员工人数将会达到多少,相应的需要多大的办公面积,这两个信息都没有在报告中显示——还没有谈好租约的续签,就谈装修方案了。

 李斯特说:“假设是增加10%的人头,面积扩大10%,换机的容量就不够了吗?能再想办法调整一下吗?”

 拉拉想了一下说:“这增加的10%的员工是什么类的员工?假如主要是经理级别以下销售类人员,还好些,公司并不为他们设立固定的办公位置,而假如是别的function(职能部门),比如财务、市场、开发这些部门,就一定要给他们电话分机了——需要具体分析。”

 李斯特越发意识到,他向来看轻的行政,其实有很多专业的内容。他感到这样太危险,不知道哪个环节就要遗漏什么。

 先前,他还想过,找监理公司来,付点监理费,买个安全。随着对项目参与的加深,他越发意识到,项目的主管,还得非常熟悉DB的内部程和组织架构,这个不是监理公司能做得到的,就算找来一个内行的新经理,急切间恐怕都上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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