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节 检察官的演说
　性格分析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开始公诉人演说的时候，浑身神经质地颤抖起来，额头和两鬓间冒出病态的冷汗，全身感到忽冷忽热。这一点他自己以后也对人说过。他自认为这篇演说是他的chefd’oeuvre①，一生的chefd’o-euvre，是他的天鹅之歌。在九个月以后，他真的得了急肺痨病死了，因此，假如他当时真的预感到自己末日将临的话，他倒的确有资格把自己同那死前唱出最后的歌来的天鹅相比。他在这篇演词中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竭尽了他所有的全部智慧，出乎意料之外地表明，至少在我们这位可怜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头脑所能容纳的限度内，在他的心底里是既有公民的感情，也不乏对那些人类“永恒”问题的思考的。他的话主要是以诚恳取胜。他诚恳地相信被告有罪，对后者提出公诉并不仅仅只是等因奉此，履行职务。他主张“报复”的时候，的确是满怀着“挽救社会”的愿望。甚至那些归结底对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是抱着敌视心理的女听众们，也承认他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开始说话时声音断续嘶哑。但以后他的声音很快就坚定起来，响彻了整个大厅，而且一直维持到结束。可是刚一说完，就差一点要昏晕过去——

　注：①法语：杰作——

　“诸位陪审员，”公诉人开始说“本案已经轰动全俄。但看来似乎有什么可惊异的，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呢！尤其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对这一切已经见惯不怪的人了！可怕的地方正在于这种森森的案件对我们来说几乎已经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正是这个，正是我们这种见惯不怪，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个别的恶行。我们这种漠不关心的原因在哪里？我们对于这类案件，对于这类向我们预示着不值得欣羡的未来的时代特征，为什么没有多大热情？这原因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犬儒主义，在于这个未老先衰的社会里智慧和想象力的过早的衰颓？是不是在于我们的道德原则已连动摇？或者也许根本就没有？我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但是它们是极痛苦的，每个公民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为它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刚刚初创的，还有些胆怯的报纸已经对于社会有所贡献，因为要不是它们，我们就决不可能较完全地知道关于任胡行和道德败坏的种种恐怖情形，这些情形报纸正不断地在自己的版面上对大众进行报导，使不仅是常到目前当局所颁行的新式公开法庭来旁听的人才能知道。那么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些什么呢？唉，我们经常读到甚至会使现在这个案件都为之减的东西，而且它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最主要的是许多俄国的，我们民族的刑事案件，恰恰标志着某种普遍的东西，某种普遍的灾难，它已经在我们身上生了，而且就象一种无所不在的恶势力那样，已经很难加以克服。比如说，有一个上社会出身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刚踏上生活和事业的前程，就卑鄙地，毫无任何良心责备地悄悄谋杀了一个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以前的恩人的小官员，以及这个官员的女仆，以便偷走自己所写的借据，顺便也窃取了官员的银钱，‘作为我在上等社会上享乐和将来进行钻营的费用’。他杀死了两个人，临走还在两个死尸的头底下垫上了枕头。还有一个青年英雄，由于勇敢领过十字勋章，却象强盗似的在大路上把他的上司和恩人的母亲残杀了，在劝同伴一起下手的时候竟说：‘她爱他如亲生的儿子，所以会听从他的一切劝告，不作任何戒备的。’他固然是恶徒，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敢说他只是个别的恶徒了。别的人即使不杀人，但是思想感情却正和他一样，心术卑鄙也和他一样。他在暗地里和自己的良心独处的时候，说不定还会问自己：‘名誉算什么？血岂不是小事？’有人也许会叫起来反对我，说我是病态的、神经质的人，在那里骇人听闻地恶意造谣，满口胡说，任意夸大。随他们说去吧！随他们说去吧！天呀，其实我是首先第一个但愿如此！哎，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把我当作病人，但是尽管这样仍旧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如果在我这番话里有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的真实，也就够可怕的了！你们瞧，诸位，你们瞧，我们的青年人是怎样轻易自杀，而毫无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到了那里是怎样的？’连这类问题的影子也没有，好象关于我们的精神和死后的一切在他们心目中早就被一笔抹去，安葬入土。你们再瞧一瞧我们的荒无，瞧瞧那些鬼们。本案中不幸的牺牲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比其他们中的某些人来几乎还可以算作是天真无的赤子。而他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生活在我们中间’。…是的，我们的和欧洲的第一思想家将来也许会研究俄国人犯罪的心理，因为这题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这种研究要到以后从容一点的时候才会进行，那时候离我们这时代的悲剧的混乱状态已经较远，一定可以研究得比象我这样的人更加聪明而且公正无私一些。现在呢，我们不是震骇，就是假装震骇，一方面自己却在看热闹，就象一般爱好强烈而又稀奇的刺的人们那样，因为这些刺可以动一下我们厚颜无、闲暇懒散的心情，要不然就象小孩一样，用手驱赶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消散以前，把头藏在枕头底下，但随后却立刻就在游戏作乐之中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但总有一天我们也该开始清醒而深思虑地生活了，我们也应该用看待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境况有所了解，或者开始有所了解。前一个时代的一位伟大作家在他毕生杰作的结尾中，把全俄罗斯比作一辆向着未知的目的地勇猛疾驰的俄罗斯三套马车，他赞叹道：‘嘿，三套马车呀，象鸟儿似的三套马车呀，是谁把你想出来的！’随后带着自豪的喜悦心情补充说，全民族都对低头猛驰的三套马车恭敬地让路。诸位，这随他们去吧，随他们去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让路，但是据我的罪孽眼光看来，这位天才的艺术家所以这样结束他的全书，不是出于孩子般天真的乐观，就是干跪只为了害怕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因为如果他的三套马车上只套着他那些英雄，如梭巴开维支，罗士特来夫和乞乞科夫之①，那么无论让谁去充当马车夫，这样的马也是拉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地方去的！而这还是以前的马，比现在的还差得远，我们现在的更简直是…”——

　注：①这里所指的作家是果戈里，三个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魂灵》中的人物——

　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讲到这里，被掌声所打断了。这种对俄罗斯三套马车所作的嘲弄形容受到了。固然，掌声只有两三下，所以连首席法官都认为用不着对观众作“离开法庭”的威吓，只是严厉地朝鼓掌人的方向瞪了一眼。但是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仍然受到了鼓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对他鼓过掌！一个多少年来谁也不爱听的人，现在竟突然有了使全俄侧耳倾听的机会！

　“其实，”他接着说“这卡拉马佐夫一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居然会值得突然间这样悲惨地名闻全国？也许我太夸大，但是我以为在这个家庭的画面里似乎现出了我们现代知识社会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倒并不是所有的因素，而且只是极小的一点实例，象‘一滴水中见太阳’似的，但总是反映出了一点什么，显出了一点什么。你们看这个不幸的，放的老人，这个‘一家之主’，那样悲惨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一个世袭的贵族，以穷食客起家，偶然通过意料不及的婚姻关系，抓到了一笔不大的嫁资。他本是一个小骗子，会拍马的丑角，有着从娘胎里带来的，并不见得太薄弱的智力，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随着岁月的逝去，随着资本的增加，胆子也越大了。低声下气和逢拍马的性格不见了，留下来的只有好嘲笑的、恶毒的犬儒主义和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已经消磨殆尽，但是对于生活享受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结果是除了情的享乐以外，他看不见其他生活的目的，并且也这样教导他的儿子们。他没有一点做父亲应有的道义责任。他笑他们，从小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后院里教养，高兴有人带走他们。他甚至完全忘记了他们。老人的全部道德原则就是aprés摸iledèluge①，这和公民责任的概念正巧相反，完全和社会离甚至仇视社会：‘哪怕全世界着了火，只要我一个人好就行。’他感到极好，他十分满意，他渴望再这样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骗亲生的儿子，始终扣住儿子的钱，儿子的母亲的遗产，就用这钱夺他的儿子的‮妇情‬。不，我不愿把替被告辩护的责任让给那位从彼得堡来的多才多艺的律师。我自己也要说出实话，我自己也明白他在他儿子的心里酿成的一团怒火。但是够了，关于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说得够了，他已经得到了惩罚。但是我们要记住，他是父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地一味预报不祥。我们今天在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还活在他的年轻的心里，家庭间的亲人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淹没，——那些东西多半是遗传而来的，不见得是真正的思想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他还年轻，地虔信上帝，性格温顺，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他在寻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那些有思想的知识阶层的理论界人士用这个聪明的名词所称呼的一切。你们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几乎当了修士。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是无意识地，而且那样早期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象受了幻影惊吓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亲的干瘪的前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甚至睡一辈子，只要能看不见那些吓唬他们的可怕的东西就好。就我来说，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象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这种腐化的害。”——

　注：①“在我死后，随它陆沉也罢。”法王路易十五的话——

　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传出了两三下掌声。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也说得忘了情，说的话几乎都与本案无关，而且还说得十分不着边际，但是这个痨病型的、愤的人太想发表意见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发表的机会也好。以后有人说，他这样分析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性格，甚至是出于一种不体面的动机，因为伊凡曾有一两次在辩论的时候当众给过他难堪，伊波利特-基里浴维奇记住了这个仇，现在想乘机报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引子，以后才较直接地接触到案子的本身。

　“但现在还是来讲这个现代家庭的家长的另一个儿子吧，”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继续说“他坐在被告席上，他就在我们的面前。他的成就，他的一生和他的事业，也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时间一到，一切就都抖落出来，都暴无遗了。他和他两个兄弟的‘欧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着地道的俄罗斯，——噢，不是全部的俄罗斯，假使是全部的，那才糟糕哩！但是现在摆在面前的就是我们亲爱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完全是她的声音，她的气息。哎，我们是毫不做假的，我们是善与恶的奇妙的织体。我们爱启蒙和席勒，同时也在酒店里酗酒，揪断我们醉鬼酒友的胡须。哎，我们有时也情优良，行为正直，但是只在别人也对我们情优良行为正直的时候。我们的膛里甚至还汹涌着——正是汹涌着——高尚的理想，但是以这些理想自行从天而降为条件，主要的是必须不付代价，唾手而得。我们最不爱付出代价，却极爱取得，而且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这样。哦，只要把各式各样的人生幸福都给我们（一定要各式各样的，打点折扣都不行），特别是一点也不要违拗我们的脾气，那我们也可以显示出，我们是能够情优良行为端正的。我们并不贪婪，决不，只要你们给我们钱，多多地给，越多越好，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多么豪大方，对于傥来之物怎样毫不在乎，一夜之间就能在狂饮无度中把它挥霍殆尽。但如果不给我们，我们就会显示出，在我们十分需要钱的时候是如何善于弄到它。不过这一层以后再说，我们要按部就班地来讲。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幸的、被遗弃的男孩，‘被扔在后院，没有鞋穿，’我们的尊贵而受敬重的同胞——可惜是外国出生的——刚才这样形容过！我还要重复一遍，我是不肯把为被告辩护的事让给任何人的！我是公诉人，我也是辩护人。是的，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能估量童年时代和家庭间的最初印象会对性格发生怎样的影响。但以后这个男孩已一步步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军官，由于他的狂暴的举动，和跟人家决斗，被放到我们美好的俄罗斯的某一个边远的小城。他在那里服役，他在那里酗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钱，首先是金钱，于是他同他父亲在经过了长期的争论以后，决定最后拿六千卢布清账。这款子当时寄给他了。请你们注意，他立了一张字据。他写过一封信，其中实际上声明他不再要求其它款项，就以这六千卢布彻底了结他和父亲间关于遗产的争端。当时他和那位性格高尚，才智超群的年轻小姐相遇。哦，我不想再冒昧详细复述，你们刚才已经听到了。这里有荣誉，这里有自我牺牲，我没有话可说。一个轻浮荒唐，但在真正的高尚情和崇高思想之前低首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在我们的面前一时显得是非凡地可爱可敬。但是忽然在这以后，就在这个法庭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又突然来了个大翻个。我还是不敢冒昧地随意加猜度，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总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位小姐，脸上着久久隐藏心中的愤恨的眼泪，对我们宣布，是他，正是他首先因为她做出了那次也许于轻率急躁，但总不失为高尚慷慨的冲动行为而看不起她。但是正是他，正是这位小姐的未婚夫，首先现出嘲讽的冷笑，这冷笑偏偏从他的脸上发出来，是使她受不了的。她知道他已经变心，——他一面变心，一面还深信她非得忍受他的一切行为，甚至包括他的变心不可，她知道这个，却故意给他三千卢布，并且明显地，十分明显地对他暗示，她给他这钱恰恰是供他作变心之用的。‘看你会不会收下来！看你是不是那样无赖！’她用裁判官似的、试探的眼神默默地对他说。他看着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刚在大家面前承认过他是完全了解的），但他却毫不游移地揣起这三千卢布，两天的工夫就和他的新宠一块儿把它挥霍光了！究竟应该相信什么？是相信最初的传说，相信把最后的活命之资拿出来，在美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种高尚正直的情举动？还是相信事情的背面，那样令人厌恶的另一方面？人生一般总是在两种互相矛盾的真理之间寻找中庸，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却不见得行得通。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是真实不欺地高尚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真实不欺地无卑鄙。为什么？正就是因为我们具有那种宽阔的、卡拉马佐夫式的性格，——我说话的本意就在这里，——能够兼容并蓄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时体味两个深渊，一个在我们头顶上，是高尚的理想的深渊，一个在我们脚底下，是极为卑鄙丑恶的堕落的深渊。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位青年观察者，对卡拉马佐夫一家曾作过深刻而切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不久前刚谈过的一个极精彩的思想：‘对这类放不羁的天来说，堕落受辱的感觉和高尚正直的感觉一样，都是他们所需要的。这是实在话：他们正是时常而且不断地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混合。两个深渊，诸位，同时体味两个深渊，——没有这个，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不足的，我们的生存是不完美的。我们的天宽大，和我们的母亲俄罗斯一样，无所不包，同一切都能相安！诸位陪审员，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三千卢布，让我稍为提前一点来说说吧。你们想一想，他，这位人物，在刚刚收下了这笔钱，而且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收下来的，受到那样的羞辱，在最严重的屈辱下收了下来，——可是你们想一想，据说他居然能在当天分出一半来，在护身香囊里，而且有决心把它挂在脖子上整月不动，不顾一切的惑和极度的急需！并且不管是在酒店里酗酒的时候，还是在他不得不赶出城去，向不知什么人设法张罗他极需要的钱，以便把他的情人带走，离他的情敌和父亲的惑的时候，他都没有勇气去动一动这个护身香囊。即使单只为了不使他的情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惑，他也应该拆开护身香囊，留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守他的情人，等候她一说：‘我是你的’，就立刻和她远走高飞，离开现在这个不幸的环境。但是不，他并没碰他的圣物，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说过，首先第一个理由就是在人家对他说：‘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带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的时候，他可以有现钱把她带走。但是根据被告自己的说法，这第一个理由显然远远不如第二个理由。据他说：在我身上怀着这笔钱的时候，‘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我永远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面前，把从她那里起来的那笔款子的一半交给她，永远可以对她说：‘你瞧，我花掉了你的款项的半数，因此证明我是理智薄弱、不讲道德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还是一个卑鄙的人（我用被告自己说的话），但是虽然我是卑鄙的人，却并不是贼，因为假使我是贼，就决不会把留下来的一半钱还给你，一定会和前一半一样，把它没花光’。这真是对事实的一种奇怪的解释！这个疯狂而脆弱的人，不能拒绝在如此辱的情况下收下三千卢布的惑，竟忽然会在自己身上出现这样坚决的自制，脖子上挂着几千卢布，却不敢动它一动！这和我们所分析的性格有一点符合的地方么！不，所以我要大胆对你们讲讲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假如真的曾经决定把钱在护身香囊里的话，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会作出怎样的行动。在他已经把这笔钱的半数同他的情人两人花光了以后，只要一遇到惑，哪怕就是为了博他的新宠的心，他也一定会解开他的护身香囊，从里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只分出一百卢布好了，因为何必一定要还半数——一千五百卢布呢，有一千四百也就够了；因为事情仍旧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贼，因为到底把一千四百卢布了回来，贼是要全部拿走，不会还的。’然后过一些时候，他又会解开护身香囊，又会拿出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数第二个一百，他会说，即使只还一百，事情也还是一样，我到底‘只是一个卑鄙的人，而不是贼。花去了两千九百，到底还了一百，贼是连这也不会还的。’最后，在花掉了倒数第二个一百卢布以后，看了看最后的一百，会对自己说：‘干脆连这一百也不必还了，把它也花掉了吧！’我们所知道的，真正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是会这样做的！至于关于护身香囊的说法，那简直再没有更比它和现实相矛盾的了。其他一切都可以设想，却没法设想这样的事情。但这我们留到以后再说吧。”

　在依次阐明法庭侦讯所调查到的关于父子间财产争执和家庭关系的一切详情，一再作出推论说，根据已知的事实，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丝毫无法判定谁欺骗了谁、谁欠了谁之后，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在谈到象强迫观念似的牢据在米卡的脑子里的那三千卢布时，又讲起了医生的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