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定·曹锡宝&mi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过去有人作打油诗，有“等因奉此”字样，白是游戏文章，但“钦此”入诗，则确有其事。“钦此钦遵”为“上谕”中习见之语“惟钦此”者，惟有谨遵之意，下接“去国余思或过之”意谓将来别有恩典，或者犹过于配享之荣。上半首的语气很好，但下半首大不对劲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漫愁郑国竟摧碑”征魏征之典，充分表现了乾隆的不满。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

　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闻者媚之，毁短百为。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这已经很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则此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最后两句则是负气之语，误会张廷玉有轻视他之意。反正诗中所透的消息，非常不好，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可能张廷玉真有倚老卖老的模样，竟不理会此一警告，当时就做错了一件事，谢恩竟不亲诣宫门，而令其子代奏。乾隆着军机处传旨，令张廷玉明白回奏。其时军机承旨者为傅恒及汪由敦，汪为张廷玉门生，自然将乾隆大为不满的情形，禀报师门。张廷玉第二天特为起个大早赶进宫去。不料这一来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有一篇诘责的上谕，相当精彩，足以反映乾隆御下的手段，全录如下：

　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而今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消息之故。不然今既可来，何以昨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

　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

　夫君子绝不出恶声。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遽发。及观张廷玉今之来，且来较向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

　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

　按：乾隆朝军机处在鄂尔泰于十年四月病殁后，张廷玉因早奉旨“不必向早入朝”所以每天都由纳亲一人面对承旨，而汪由敦、蒋溥虽为军机大臣，实际工作如后来的军机章京。汉大臣如汪由敦之得以当面承旨，有一段故事。赵翼《檐曝杂记》载：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始。高宗初年惟纳公亲一人承旨，纳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撰拟，纳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

　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恐有遗忘，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诸臣既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实亦稍释独记之劳。然上眷倚有加，每晚膳后，阅内阁本章毕，有所商榷，又独召文忠进见，时谓之晚面云。

　当时军机大臣连张廷玉共为七人，而每进见亦只傅恒、汪由敦二人。汪为雍正二年翰林，是科会试只朱轼与张廷玉两总裁。汪为张廷玉得意门生。雍正、乾隆皆深恶师弟援引、结成朋，所以汪由敦维护师门，引起乾隆的误会，竟因而革去协办，留刑部尚书任，次年复降为兵部侍郎。

　至于张廷玉，当然不承认得到任何信息。于是又洋洋大篇地下一道上谕，这一次将史贻直拉了出来。上谕中说：

　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

　乾隆上谕中，最可注意的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以及“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两语。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亦皆为年羹尧的同年，年羹尧一向尊重史贻直。有一次雍正问史：“你是否年羹尧所荐？”史贻直答说：“荐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以奏对得体，为雍正颇所欣赏，值南书房。雍正三年四月，山西巡抚伊都望参年羹尧兼管河东盐务时，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民，隐占盐窝”派史贻直往查，据实奏复，证明他并非年，所以亦为雍正朝始终信任不减的汉大臣之一。

　史贻直与张廷玉同年同值南书房，而素不相合，或许为雍正操纵的手段，但造成不合之故，当是因为对年羹尧的态度不同。年固有取死之道，但他本人的责任，只有三分之一；雍正纵容年羹尧骄恣不法，形如陷阱占三分之一；误会又占三分之一。在史贻直看，张廷玉应该奏谏疏导，不该推波助澜逢君之恶。这个看法跟乾隆是一致的。乾隆对雍正初年由夺位而引起的一连串纠纷，痛心疾首，力为斡旋，而在雍正朝逢帝意的内外臣工，恶感颇深。孟心史先生著《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

　世宗承统一案，年羹尧、隆科多之关系既明，世宗与年、隆之决裂，自在国史及故宫已刊各档，无庸悉数。惟此事真相，希世宗之指而推鞫成谳者，实为广西巡抚金。有此成谳，而后有《大义觉录》之颁行，天下乃窥见其秘。在世宗自谓得此宣传可以移夺人意；及高宗则深恨宣传之功，适得其反。一嗣位即不恤世宗有子孙永不许翻案之谕，首诛曾静、张熙，毁《大义觉录》，又怒金之多事，不若王国栋辈之模棱，反而掩此家丑。于是故挑金过失，又出情理之外。

　金为能员，亦为廉吏。乾隆找他的麻烦而无所得，只有不用。对于张廷玉，乾隆的态度，多少跟对金是一样的。孟先生又说：

　考世宗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己丑崩，高宗于柩前即位，至十月初八癸酉，即将阿其纳思黑子孙摒除宗牒一事，谓缘诸王大臣再三固请，非皇考本意，着廷臣议奏。同翻曾静案谕云：“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宥宽。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于法外，亦以吕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臣民之公愤。着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其嫡属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

　十九甲申谕：“《大义觉录》着照徐本所请，停其讲解。其颁发原书，着该督抚汇送礼部，候朕再降谕旨。”

　十二月十九甲申：“曾静张熙伏法，”乃结《大义觉录》一案。此书遂更成毁之物，今所见者又成较罕见之秘籍矣。其间屡赦宥康熙诸皇子之在者，或其子孙，颇为世宗补过。

　曾静遣徒张熙投书岳钟琪，劝岳反清一案，为有清著名的文字狱。会谳王大臣议奏，曾静、张熙凌迟，嫡系亲属男子十五岁以上皆斩，而奉旨特赦曾静、张熙。反而是同案中被牵连的吕留良弟子严鸿达、沈在宽等，本身尸或凌迟，子孙遣戍，妇女入宫，处置极悖情理。而据雍正自言，所以赦曾静的惟一原因是，曾静所投“逆书”指雍正“谋父”、“母”、“弑兄”、“屠弟”四大款罪状，恰好给了他一个辩白的机会。在雍正六年十一月以后，迭有上咏，反复自辩。后来勒为《大义觉录》一书，奉旨通饬各省各县，每逢朔望在学宫与《圣谕广训》，同为士子讲解。《大义觉录》中的上谕，动辄数千言，相信亦为张廷玉承旨而作。雍正御制文有云：

　朕侍皇考圣祖仁皇帝数十年，时时只聆圣训，今观臣工记载者舛错疏漏之处甚多。朕嗣统以来，元年二年内阁面奉之旨，书写时动辄讹舛。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盖记载一事，良非易易，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惧，是以诸臣记朕论者，朕皆令缮写进呈之后方许存稿，恐其失实以传讹也。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凡是雍正主动要发布的上谕，尤其是情节曲折，要在幽微之处能说服人的文章，自然非具有第一等驾驭文字能力者不办。但“吉人之词寡”雍正夺位，以及其对兄弟的残酷，伤天害理，一望而知。独对曾静如此丑诋，反赦其罪，且特别宣示：“曾静等是朕特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两相对照，何厚于狱囚，而薄于骨？所以越是写得详细，自以为滔滔雄辩，越令人齿冷。真所谓越描越黑。在乾隆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张廷玉的忠爱，不免姑息，惟命是从一奴才而已。既非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亦非正立朝的大臣，从心底轻视其人。这一层，是张廷玉所想不到的，以致行事动乖上意。在下一年皇长子定亲王丧，初祭甫过，便动身，因此又碰了个大钉子，上谕责备他说：

　上年朕许伊休致回籍，伊即请面见，奏请恐身后不获蒙配享之典，要朕一言为券。朕以皇考遗诏已定，伊又无大过，何忍反汗？故特允其请，并赐诗为券。夫其汲汲如此者，直由于信朕不及，即此居心，已不可以对天地鬼神矣。又何可冒膺侑食之大典乎？及其谢恩，并不躬亲，经廷臣议处，朕仍加恩，宽留原职，并仍准其配享，且于陛辞之，赐赍优渥，并令于其动身时，仍派大臣侍卫往送。伊遂心满意足，急思旋里。适遇定亲王皇长子之丧，甫过初祭，即奏请南还。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为尚有人心者乎？

　张廷玉教乾隆读过书，此即诗中所谓“况复芸窗借琢磨”而上谕则谓“曾侍朕讲读”不承认张廷玉是师傅。乾隆自视天资超绝，一向不大尊重业师。至于张廷玉为“定亲王师傅”传中无考。皇子读书在“上书房”与“南书房”一东一西，皆在乾清宫对面，差使有“上书房行走”即充皇子师傅之意。张廷玉一直是在南书房行走，不知何时曾授定亲王读？

　按：定亲王永璜，高宗第一子。乾隆十三年，高宗南巡回跸，孝贤纯皇后崩于德州，永璜丧，礼节多疏，为高宗痛责。张廷玉既为定王师傅，则其“不知礼”自然师傅亦有过失。此亦很可能是乾隆对张廷玉不满的原因之一。

　永璜薨于十五年三月，乾隆对长子之殁，一改十三年切责的态度，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三，改五，初祭亲临奠酒。初祭在成服之后，丧服未除，亟亟告归，无怪乾隆大为不满，借此切责，提到不准他回籍的缘故，别有言外之意。上谕中说：

　朕从前不即令其回籍者，实朕之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而伊转以此怏怏。及至许其原官致仕，许其配享，则此外更无可希冀，无可留恋，惟以归田为得计矣。前于养心殿召对，奏称太庙配享一节，臣即赴汤蹈火，亦所甘心。夫以一己之事，则甘于赴蹈，而君父之深恩厚谊，则一切置之不顾，有是情理乎？

　乾隆在前面几次上谕中，一再表示，不过将张廷玉视作“鼎彝古器”而已。此谕忽又言“以股肱心膂视之，逾于常格之恩”似乎前言不符后语，而实为暗示。因为此谕前面提到，世宗对张廷玉“不独任以股肱，亦且寄以心膂”明言张廷玉曾参与最高机密，助世宗翦除异己，稳定政权。乾隆并不需要张廷玉这些帮助，但仍以“股肱心膂视之”而“不即令其回籍者”无异明告张廷玉，不放心他怀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归籍。

　又上谕中一再指责张廷玉“信朕不及”亦等于在说：“你信不过我，我也信不过你。”此暗寓深意，张廷玉应该心照不宣，而一再忽略，使得乾隆疑心他有所挟持，恶感愈深，终于作了极犀利的诘责。

　他说，刘伯温当年是明太祖的从龙之臣，配享太庙尚不免訾议。问张廷玉扪心自问，较刘伯温如何？至于魏征仆碑是他身后之事，张廷玉则不必身后，此刻便当有自知之明，折中定论。乾隆自道：“朕岂肯为唐太宗所为？”意思即是不必等他将来将张廷玉撤出配享，此刻自己见机为妙。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又说：“回奏到，令大学士九卿等定议具奏。”

　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大糟特糟，求荣反辱，已不可免。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

　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

　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上谕宽免。张廷玉乃得于乾隆十五年以大学士致仕，回桐城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