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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国民老兵造桥搞剪彩

 共产书记筑路结怨愤

 马冲村的支部书记齐长德的点子就是多一些,他这个村里有一个台湾的老兵回来了,他硬是动员这个老汉拿出八万元,给村里修了一座便民桥。为了庆祝这座小桥的落成,他写了大红请帖,请我去给这个小桥剪彩。一般说来,建一座便民小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乡镇也算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是一个台湾老兵捐建的?从统战角度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作为乡镇委书记,除了一些娶妇嫁女的私事可以择人而参加以外,应当参加一些公益的庆典活动。如东关回族群众过开斋节,就要到场,与远从甘肃省请来的阿訇拉拉话,吃一顿斋饭,体现民族关系的融洽,体现民族间的友谊与团结。到了以后,年轻的阿訇非常盛情,村干部和回族群众也十分盛情,筵席就因书记参加而搞得比较丰盛。谁知到吃开斋饭时,他们才发现我不吃羊,也真难为了那些回族老表,想方设法让委书记能吃东西,结果没有一种食品不膻,坐在首席上受第一等的罪。说没有吃的也不准确,终于发现他们用香油炸的焦叶子不膻,于是,一个中午下来,吃了一嘴血泡。

 齐长德的小桥落成典礼搞得有模有样,把镇里第一小学的鼓号队、鼓队也请去了,就那么“咚咚”地敲着“呜啦呜啦”地吹着,我们在和煦的春风里春风满面地剪了彩。这台湾老汉与他的哥哥,虽然没有奉行独身主义,也都没有讨到老婆,拿出这么多钱修一座便民小桥,真是难能可贵,他们不愧为马冲村的英雄。两个老汉见到镇里最大的官来给他们剪彩,自是十分荣光,只可惜口才木讷,说不出什么道道,只是连连道谢。

 据说,这个姓刘的国民老兵第一次回来,下了火车,由于人不出众,接他的人不认得他。他呢,也因为“刘”字已经简化,不认得接他的人老远举起来的牌子。于是,见到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拉着人家点头哈地连声问:“共匪先生,请问你见没见到一个接姓刘的牌子?”那个小“共匪先生”觉得可笑,把他带到马冲村接他的人身边。他见到亲人后,放声大哭,说四十八年了,想死人了!一圈子人围住他掉泪。

 出了车站,他要请来接他的哥哥、乡亲们吃饭。到了一个炸油条的跟前,一张口就让人家“炸八十块钱的油条”炸油条的说,炸不及呀,老先生。原来,这些钱在台湾只够买一二十油条,在大陆,却能够买百十斤。他一看,大陆的物价这么低,于是打定主意,要回来定居。

 在家里住了一段,亲戚们原以为他衣锦还乡,肯定美元大大地有,钞票大大地给,谁知他在台湾依然是“君子固穷”就慢慢地不恭敬他了。只有齐长德对他一直很好,使他非常感激。

 齐长德说:“二表伯呀,你回来定居吧,给你找个老伴。”

 老汉说:“不行了,我在战场上让子打飞了一个蛋子,剩下的这个也不管用了。要不是一直想家,这把老骨头早就成灰了。”

 他第一次回台湾时,给他老哥留了七八千块钱,他哥有了这笔巨款,倒是张罗着给自己娶了个老伴,上了年纪身上的本钱肯定不济,那个较他年轻的老婆整天和他生气,只知道向他伸手要钱,就是不给他一点疼热。于是,一生中才有的春光很快消散,没有多久,劳燕分飞。等他弟弟第二次回来探家时,兄弟俩还是“一双筷子,光两条”再后来,国民给这些荣民发了一笔可观的养老金,老刘思乡情结更浓,每年回来一次就不想再走。可是,尽管他的包鼓了起来,心里却对那些亲戚已经凉了。所以,在齐长德的动员下,他情愿把钱拿出来修桥补路积功,也不给那些虎狼亲戚。

 齐长德在村部开了几桌酒席,我们说话间就要入席了,刘亭镇长派人骑摩托来叫我,说县交通局屈应先局长带一班子人来了,有要事相商。这屈局长是我的老同学,我心里已经把修路放上了位置,正好比“瞌睡时送上来枕头”我非常高兴这么一个客人来访,自己必须回去热情接待。于是,弄得齐长德好没面子,只好由我走了。

 回到镇里,已经将近下午两点。坐在酒桌上,这老兄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先喝酒,坚持要把事情敲定再吃饭。他的来意是,县城南边的三个乡镇的县乡道路,还没有一处是硬化路面,县委、县政府责成交通局研究一下,拿出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们首先想到了灌河。

 应先说,从县城到红庙乡七公里,这应当由红庙乡修,红庙乡书记、乡长对此没有异议。出红庙的十七公里山沟,虽然属于红庙乡的地界,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村庄,路实际上是你们红庙、灌河和孟坪三个乡镇的公共道路,到时候你们三个乡镇共同修。到了分水岭向东南方向这九公里是你们灌河的。过分水岭后,再从小桐河村岔出的道路是通向孟坪乡的,虽然在你们境内也有两公里,实际上应该由孟坪乡来修,你们应当承担点民工建勤任务。

 应先又说,咱们是老同学,我知道你干事情干脆,这路迟早要修,早修早主动,也是你到灌河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好事。老哥我就是想让你早出政绩嘛。我打算给你最大幅度的优惠政策,让你开这头一炮,你这里一行动,一下子就能把他们那两个乡轰起来。至于资金,按现在的最低造价,每公里需要投入十五万元,交通局给灌河拿四万元,其余由镇里自己筹备。

 我边听边算,也就是说,镇里需要筹资九十九万元,这怎么行?应当向他多要一点。于是,就开腔说,应先哥,多谢你对兄弟工作的支持。可惜,我干不了。因为,我们刚刚搞了教育集资,再拿这么多钱说什么也办不到了。

 屈应先原以为我会很爽快地答应的,听我这么一说,一下子显出着急相来。我猜他的本意是要我带头,好去将红庙乡和孟坪乡的军。亭也知道我心里有修路的打算,见我竟然这么表态,也摸不着头脑,只盯着我看。

 屈局长说,你不要卖关子,我知道你想修这路,你要是嫌给你的钱少,还可以再商量。不过,按国家规定标准,一公里只给补贴三万元,我可是已经大大破例了。

 我说,你要是真想让我干,咱们对半出资。就这样搞来搞去,最后,应先说,交通局每公里只能出六万,镇上投入九万,再不干可别说我对老同学不够意思,算我们今天没有来,你这酒我也不喝啦。我说,事办不办,酒得喝!于是,我和亭相视一笑,我说:“刘镇长,这押你得画,你说吧,干,还是不干?”亭说:“听书记的。”就这样,算是拍了板。

 我从政办公室调来全镇的经济报表,上面写着社会存款余额八千多万元。这一个数字表明,在这一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这六万多口人中,存在着这样的资金规模,拿出一小部分,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不成问题。在办学集资时,全镇群众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我感到,修一条致富路,仍然是一件群众满意、高兴的大好事,也许这份热情不低于那份热情。至于如何运作,我想开一个扩大委会,让大家认真酝酿一番。

 扩大委会上,我讲,我们修这条黑色路面,意义非常重大而深远。这是灌河镇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灌河镇应该从我们这一届委、政府开始,彻底结束没有硬化路面的历史。县委、县政府关注我们,主管部门支援我们,灌河镇的群众看着我们。只要我们打响了这头一炮,不要说孟坪乡会起来仿效,至少把北边紧挨县城的红庙乡能够轰起来。从灌河到县城这三十三公里,我们九公里,红庙乡七公里,一下子就可以解决十六公里,我们进城的交通条件就会大大改善,请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一开始,同志们的情绪十分活跃,大家本来就正在为办学集资成功而兴奋着,说起修路,更显得特别高兴。人都是想多干点事情的,过去曲广远书记只抓乡镇企业,只有主要领导整天奔忙,许多机关干部却没有用武之地。大家有时就闲得发慌。今年赶上这集资办学和修路两项大动作,都需要全体动员,全体动作,人人都使得上劲儿,所以大家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感。

 可是,到了研究集资的办法时,大家就有些沉闷,发言不再热烈。副镇长华秋实说:“你猜,贺书记,我不是打摆这件事情,实在是老百姓太穷,一年集一次资还差不多,一口气整两回,叫大母你也受不了哇!”

 大家哄地笑了,因为他说的是个小典故:解放前当地有一个小财主娶了两个老婆,一开始一轮一个月睡觉,两个女人都嫌时间长,于是改成半个月,仍然嫌时间长,后来改来改去,怎么都不如意,一直改到与一个女人睡了前半夜,与另一个女人就在后半夜睡。一天晚上,这小财主与小老婆睡到三更天,被大老婆从这个热被窝叫到另一个热被窝,没有多久,就大哭大闹起来,直吵得左邻右舍都睡不成觉。邻居大娘来劝他们,这大老婆哭诉说:“他和那个小妖干了半夜,也不留点劲给我,那玩意儿成了小软虫,干抿也抿不里边,叫人都快急死了,大母啊,叫你你也不愿意呀!”那大娘扭头就走,再也不来劝架。

 我哪里有心情听什么笑话,有点不高兴地说:“不要闹了,你说说集资的困难在哪里?”

 华秋实有点尴尬地说:“贺书记,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咱灌河镇是山区,群众的底子很薄,集一次资时,大家还能承受,不出一个上,摊派两次钱,恐怕群众不会接受。”几个老同志纷纷表示赞同。

 我说,我已经查了社会存款余额,全镇八千多万元,拿出七八十万元,只不过是其中的1%,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几个当地的同志说:“贺书记,那个数字不能反映问题,灌河镇的人贫富差距很大,你看这些钱其实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广大群众手里真的没有那么多的闲钱。”

 我想想,大家说的确实有道理,又让亭说说用些什么办法。亭说:“我和郑富贵秘书商量了一下,我们这里矿山多,全镇大车就有八十多辆,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这上面做一些文章?”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当场估算了全镇大小车辆数目,做出决定:每辆大车出两千元,每辆小车出一千元,每辆拖拉机出五百元,每辆自行车出二十元。也就是说,凡是带轱辘的都拿钱来,只有走路的不用拿钱,因为从用脚走路的人的角度看来,修不修柏油路面没有关系,两只脚不仅可以走路,还能够上树呢。

 大家对这种方法没有太大的异议,我就让两个办公室以委、政府的文件起草下来,准备动员会议的材料。

 事后,心情总觉得有些郁闷,原来心里想的办实事、办好事,一定会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谁知道真正干起来,并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局面。

 既然委会上已经定下了调子,不再向全体群众摊派集资,也就没有必要开“八个全体”的动员大会,然而毕竟还有不小的集资任务。于是,我决定会议只开到村干部这一级,由他们下去动员集资对象。

 在会上,我讲了这么几个意思:一是“要致富,先修路”举了林州人民战太行的例子,举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前期主要是靠修路的例子,举了本镇因为道路不好,有限的资源潜力不能得到发挥的例子。镇委、政府下决心打开山门,为加速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环境。二是讲了这条路不是修不修的问题,而是如何修的问题,县里对我们支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三是讲了这一次的集资办法,谁受益,谁出钱,不能向群众摊派,要求各村下去务必动员好群众,把能够收的资金抓紧收上来。

 会议下来,黄九成、方明伟等几个支部书记就到我屋里,说这钱不好敛,特别是有车的主儿,玩车差不多都玩穷了,各自欠了一股的债,再让他们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很难办到。

 我感到这些同志实在右倾。就非常气愤地说,咱们镇这么多的车辆,这么多的车主,谁不知道他们有钱?买台车,一天就能挣一二百元。说句不好听的话,我经常听说,司机们吃饭时,在路边店摸一回“子妮”也要四五十元,这千把块钱,少他妈的嫖几回窑子就赶出来了。修好了路,走得最多、走得最快的,还不是这些车辆?叫他们出点血,就跟杀他们一样,叫我如何也想不通。

 就这样,软里硬里批评了他们一顿,他们见我这么的话都说出来了,显见决心大,定了的事情绝不会再更改,也就没有敢硬顶,只虚虚地表示,贺书记,请你放心,我们回村里加倍努力,力争完成任务。

 紧接着,镇里加强了包村干部队伍,把机关的全部人员定了任务,赶了下去,帮助村里做工作。几天下来,收效甚微,全镇集中起来,不到十来万块钱。我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县交通局催着要开工,我们就研究出一个办法,不管集资如何,先开工再说。

 到了5月9,县委、政府两办主任,县交通局一干人等,和我们政一群领导,在分水岭下来的第一个村小桐河,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副镇长郑东方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指挥长,由老镇长孔祥顺配合,天天在工地上组织突击,分到各村的民工建勤任务,也就是拉土、拉沙。任务一下达,全线立刻上马,很快掀起了高。十几里地的路面上,人马叫,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从群众的积极来看,形势大好,至少可以看出群众是真心拥护修路这一件大好事情的,出力的热情远远超过以往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感到十分欣慰。

 就在这喜忧参半的情况下,有一帮司机到机关上访,无论怎样劝说,他们都是一口咬定,修路是件好事,但镇里叫那么多钱实在出不起。对于这些人,抓信访的副书记井跃和信访办牛主任反复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可就是有人破口大骂书记、镇长,说这些当官的为了政绩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反正没有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一个老百姓不怕你书记、镇长撤我们的职!闹着非找书记不可。当然,同志们以书记繁忙为由,终于把他们都劝走了。

 大家向我汇报以后,我这脑门子上就想往外蹿火。我马上召开班子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对策。我说,你民心似铁,我官法如炉,我就不信我这炉子克不动你们这些生铁块子!最后决定,村里实在收不上来这块钱,镇里组织力量,成立集资队伍,无论如何也要把这钱给敛上来。各村收拖拉机和自行车的集资,其余的大小车辆由镇里在交通要道口处设立路障,统一收缴。一车一本账,一次五十元,不不能走,何时齐了,发光荣证。

 设立路障以后,有十来天光景,收费工作就有了明显的进展。一天下来,多少也要见几千块钱。后来就不行了,几十个守候在镇里四个路障口的同志,挨的骂受的气就不用提了,天天都有挨打的。大家的意见很大,动不动就给副镇长郑东方和老镇长孔祥顺撂挑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活儿!同时,一些同志私下向我反映,其实收费阻力最大的就是一些支部书记,他们不是自己有车,就是近亲有车,普遍经营情况不好也是真的,有大车的老板只有少数可以赚钱。

 这是明面上的事情,暗地里还有两条关键因素:一是“有头脸的人不出眼子钱”这一次集资办法不是平摊,有点“吃大户、劫富济贫”的质,逮的都是有头脸的人,革命动力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感到吃亏,咽不下这口气。大家平时沾光沾惯了,用这种办法自然难以接受。二是“水深人不过”普遍反映收费标准定得太高。现在正值春天,青黄不接,收入实在上不去,一下子拿那么多的钱都感到承受不了。所以这些本镇有头脸的人就不停地在底下煽风点火,抗拒交费。后台是他们,前台是司机。支部书记们违的态度,是这次集资的最大障碍。

 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总之从心里已经感到这个举动有点之过急。办实事本来没有硬指标,一年办一件实事也就可以了。4月8刚办了学,5月9又要修路,一个月的时间就办两件大事,过于急功近利,不知不觉地吃了夹生饭。但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干则已,既然已经干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干下去。这也是对我意志的锻炼和考验。于是,召集同志们开会,反复统一思想,要求大家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路修好,给人民做一件大好事,我相信,只要把路修好了,事成怨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又把几个有车辆的村干部找来,分别和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做出牺牲,顾全大局,配合委政府做好群众工作,要用实际行动支持我这个委书记的决策。这些人都把脯拍得山响:请贺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带头交费!可就是一统计进度,进展仍然不大。

 这天中午,陪交通局来的张副局长喝了点酒,心里有事儿,就容易醉,送走他们,回到办公室就睡了。忽然,电话骤响,拿起来一听,是亭向我报告说,有近二十辆东风拖挂车,冲过路障,到县城上访告状去了。

 我一急,酒醒了大半。真他妈的蛋,有这个必要吗?因为一二十辆大车统一行动,规模太大,影响恶劣。要知道“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设路障收费,不是“朝廷老子封过”的事情,本身就是集资、摊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反映上去我肯定不占理。看来我这“官法”真是克不动这些“生铁”了。于是,我一边亭和县公安局联系,请他们出动防暴队头拦截,千万不能让这些车辆进城到县委、县政府去闹,一边叫通信员喊司机沈小勇马上备车,我们火急出发,从后边追上去,伺机再做化解工作。

 这真是一场许多年来在山区少见的汽车“一级方程式”拉力赛。我们出得门去,司机小勇用了最高超的开车技术,向前猛冲。因为我们已经听报告说,那些车辆已经翻过了分水岭。幸亏民工建勤拉的土、沙几乎把路道满,大车跑得不快。

 我们追到分水岭上时,由于天气干燥,只看见远处一条黄龙滚滚向前,小勇就把车开得更快,到底是桑塔纳,轻便灵活,穿行在迷茫茫的土雾之中,一直追到离县城不到四公里的地方,才赶上最后一辆车。追赶中,小勇每拉一把方向就超过一辆,这些大车司机毕竟是老百姓,他们看到书记的车不要命地追他们,就纷纷让道,十八辆大车很快超过,小勇把车一横,就堵死了他们勇往直前的上访道路。

 恰在这时,老田虎(他已经调回县局,做了防暴队队长)带一行三辆警车,也鸣着警笛,呼啸而来。小勇叫我们不要下车,他去和老田虎说了一些什么,老田虎就带了几个警察走过去,把大车司机们叫下来,和他们进行涉。

 我也要下去,亭拦住说:“不能下,贺书记,看这些人的样子能把人撕吃了!”

 我不信这个,就拉开车门,下去直接到人群中去。在路上小勇已经告诉我,挑头的是鲤鱼岭村的一个叫黄建成的,我想,擒贼先擒王,就先从你黄建成头上开刀。

 我不认识这个人,到了人群中,吵闹声一下子小了许多。我向人群喊:“建成,建成,你出来一下!”人群中,一个穿短袖汗衫的三十多岁的人应声而出,小踮脚跑到我跟前,着手很尴尬地说:“贺书记,你看,你看…”

 那时,太阳正好山,天有点冷,或许是他有点害怕,我看他有点哆嗦,就不等他往下说,关切地问他:“你穿的冷不?”他说不冷。

 我说:“跑毬啥咧,丢我的人,还是丢咱灌河的人哩?”

 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反正大伙一哄就都来了。”

 我说:“你去调头吧,回去再说,明天咱们再商量!”

 他有些为难地说:“贺书记,我不是第一号车。”

 我说:“是不是没有关系,你先调回去,明天你去我办公室,咱俩好好谈谈。”

 他不敢犟嘴,连声说:“好,好。”顺从地去了他的第二号车上,发动车调头开着回去。别的司机一见,领头的撤退了,也都离开干警们,纷纷上车调头,黄龙又滚了回去。

 亭这时才走下车来,脸还有点煞白,显见受惊不小。我们握住田老弟的手,非常感谢他的支援。田金虎说,为领导保驾护航,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到底还是贺书记厉害,几句话就把这些人给说回去了。

 我说:“田老弟,司机们都怕警察,最怕警。没有你们到来,我这力度绝对不大。刘镇长,这样办,反正事情已经结束,我们回城里请我们田大队长和弟兄们撮一顿。事大事小,告状的回去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明天再说。”

 这些车辆,回去的时候仍然余威未减,余怒未消,司机们把我们设在沿途的路障都扔到了沟里。面对这种情况,我只好报以苦笑。但是,领导者的意志也不是随便可以摧垮的,我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路修好。我最担心的是设立路障这个举动,确实是一种毛病,经不起告状。于是只好与上访人妥协,决定降低集资标准,原来的集资任务全部减半,同时规定,一时拿不出来的,镇里就登记造册,何时有钱何时

 灌河的群众还是听话的,他们接受了这一方案,这场风波基本得以平息。我就到县城找到农村信用联社的老朋友皮主任,请他给予支持,贷出五十万元资金,直接拨给公路段,镇里的花销我们自己解决,这就保证了正常施工。

 正是:急躁冒进上项目,头头注定吃苦头。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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