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项明春
　想着自己是“师爷”时的项明，在丰县委办公室，已经当了两年副主任。用另一个副主任侯全仓的话说，项主任在丰县文秘圈子里，是女同志刚刚用过的“护舒宝”（一种卫生巾品牌）——差不多红透了。他被公认为占了“两个第一”：一是“一等秘书”因为他直接跟的是县委书记杜旺民，几乎每天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所以各级各部门的头头，即使单独见到项明，仍然十分恭敬、恭维，把项明的话当成杜书记的指示。别说下级是这样，就连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同志，都会让项明三分，当然，应当把吴县长除外。二是全县“第一支笔”近两年县委的年初工作报告、杜书记在各种大型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出自项明之手。这“两个一”集中在一人身上，在丰县委办公室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虽然他经常用自己的女朋友邬庆云的话：“伴君如伴虎”来告诫自己，时时避开风头，不事张扬，甘做“套中人”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杜书记在自己身上耍过“虎威”倒是自己这只狐狸跟着杜书记沾光不少，说话、办事所向披靡，比起司马皋当杜书记贴身秘书时，像个窝囊的小童养媳妇，强了不知多少倍。就像物理学上讲的，在杜书记形成的电磁场中，项明处于场强最大的一个点上，想不发挥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项明这个人，聪明、实在，性格内敛与外向和谐统一。脑子反映敏捷，处事周到得体。在维护领导形象，延伸领导智慧，辅助领导决策，保守领导机密等方面，做得很不错，所以，深得杜书记喜欢。

　项明能够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他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的老家在县城东部的深山里。从他的父亲向上追溯，几代人没有一个识字的，都是老实八脚的农民。能够传下来的口头“历史”就只有“我爷的爹”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屈指可数的几代人，都因为家里穷，别说读书，能够把香火延续下来，就很艰巨。山里的汉子为人淳朴、梗直，有穷人的志气，这些硬的气质从血脉深处传给了项明。项明的曾祖、祖父一直到他父亲年轻时候，虽然靠扛长工、打短工谋生，一年四季给土坷垃打交道，日子过得十分艰巨，却从不来干偷摸狗、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教育子女唯一的祖训是，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能干坏事。但项明的妈妈就要比爷爷、父亲好一些，她教育孩子的话，多了一点哲学意味，如“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世界上什么好吃？只有亏最好吃！”等等，经常在他耳边聒噪，使他一生受益。

　老一代教育他的内容虽然不多，教育的方式却是农村常见的。项明一生都会记得，在他十二岁那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到河滩里去放猪，当几口猪拱了草，哼哼唧唧地卧在臭青泥沟里以后，他实在没有事情可干，就用一把小刀在光滑的枫杨树皮上刻字，把自己的鼎鼎大名刻了上去，还把刻字的时间注了上去。这种恶作剧好比现在旅游景点上一些“缺德居士”在景物上刻字如出一辙。着眼泪的树皮被他不识字的父亲看见了，气呼呼地骂他：“才这么大的巴孩子，就这么糟害人，长大后不知能够干多大的坏事！”下破鞋，不由分说，按着小小的项明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他在以后几天时间内，走路一直一瘸一拐的，把他母亲心疼得痛哭几场，骂他父亲是个狠心的畜生，不知道心疼孩子，打坏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可他父亲竟然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因为他父亲自己也是接受这种教育方式长大的。事情过后，这顿暴打确实给项明了极其深刻记忆，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的烙印比他留在树上的印痕要深刻得多，让他一生都在损坏物品方面望而却步。

　项明小时候是个颇有天资的孩子。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教书的先生，而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他们是挨门邻居，不知从何说起，他管老太太叫姥姥娘，也就是长他四辈。老太太是一个大家闺秀出身，年轻时识文断字，到了老年，眼虽瞎了，心里却很亮堂。项明的已经去世，爷爷和爹妈每天忙着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儿，没有人照顾他，他就整天依偎在这个一生难忘的亲人姥姥娘的怀里，着老人教儿歌、讲故事。老太太一边用一个小瓦盆放一盆清水，润着那双拳头大小的小脚，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往下掐茧子，一边给他讲述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教会了他许多有益儿童心灵的儿歌。其中“王小打柴”、“牛二贩驴”等，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勤奋好学的种子。然而老人家给他讲的故事中，更多的是包公一类的清官故事。他听不懂的东西太多，就边听边问，老人更是不厌其详，反复灌输。一次他说：“姥姥娘，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清官！”老人家听了喜极，抱着他亲了又亲，中午对他爹妈说：“你们的小儿，长大以后一定能成大气候！”家里人听了这个吉言，就开始缩食节衣，下决心把孩子培养成材。

　才五岁多一点，他爹就带他到小学入学，老师看着一个瘦巴巴的、着两筒青龙鼻涕的小家伙，嫌他太小，说什么也不收他。他爹好说歹说，央告老师收下他。老师无奈地说，既然这样，先不学杂费，让他入班试试再说吧。谁知没过几天，老师就亲自上门，要走了一块五钱的学杂费，说这是一个聪慧的孩子，教了这么多年书，才发现这样一个又小又瘦，又对知识领悟力很强，一点就破的好学生。从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到了六年级，三十八个毕业生，只他一个人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级中学。

　不管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必定受大气候的限制。他在那所鲜花满园的学校里，只学了一年多的初中课程，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1966年的“五·一六”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正式载入史册；随后，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更加猛烈的风暴。而后数年，虽然也有“复课闹革命”的时候，然而更多地是学工学农学人民解放军，向封资修开战，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晃几年过去，项明混得了高中文凭。

　高中毕业后，教育革命已经把高考废除了。他怀着对学校依依不舍的心情，回到家里，无所事事，整天下地干活儿挣工分。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在山沟子里却找不到书读。他有一个邻居叔叔，喜欢在节期间买些小册子之类的小本子，他就经常钻进这个叔叔的家里，把人家数年积累的《农家历》读了又读，把里边在纸中、边角处刊登的那些常识的东西，如“二十四节气”、“生活小窍门”等，背诵得滚瓜烂。特别是到了夜里，他睡在生产队里的麦场上，仰望星空，对深邃神秘的宇宙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求。

　那时，大学并没有停止招生，但不需要‮试考‬，用的是推荐的方式。被推荐上学的人也不叫大学生，而时髦地叫做“工农兵学员”项明出身在世代农民之家，没有过硬的关系，上学指标又极其有限，一个公社每年不过推荐七、八个大中专学生，生产大队如果能够争得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不够大队干部的子女消费，他就以为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

　一个农家的孩子要想进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参军、上大学根本到不了他，凑巧大队初中缺一名教师，几架山、几道沟找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识字人，他才成为了大队学校里的一名民办教师。

　有道是“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当民办教师倒是一个很不错的差事，教学相长，给项明了一个自我学习、自我塑造的环境。同时，因为他有一定的文采，经常被公社去，参与了公社里不少典型材料、展览馆词、大批判文章的撰写，笔头子练得有些功底，不久，他就在家乡的人民公社小有名气。一九七七年恢复了高考，由于知识界、教育界多年沉寂，人们对高考充满振奋，万众瞩目。他因一篇《主席纪念堂在我心中》的作文获得了中原省考区最高分。消息传来，在丰县成了口头新闻，街谈巷议，扬名远近。

　他去县城参加体检时，和带队的教革办领导一道到理发店理发。一群风姿绰约的年轻女理发师们，一边快地忙碌，一边兴奋地议论着，为本县出了个“高考状元”而自豪。他听了觉得好笑，又不敢相信说的是自己。带队的老师指指他说，你们说的状元就在这里。这些女孩子立刻惊乍乍地欢呼起来，争相过来一睹“状元”风采，把他看得满脸通红。给他理发的那个漂亮女孩也兴奋地满面通红，活儿做得更加细致认真，理一个人头发用了差不多两个人的时间。

　谁知名气与运气是两码事儿，名气传出去了，并不见得运气好。因为当时的政审十分严格，凡是写过大批判文章的年轻人，都被打入另册。已经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了的他，也被有关部门扣了下来，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年，他又以高考的好成绩进了录取分数线。这一年的政审已经不太严格了，但他到了这时，曾经有过的那种“读书人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信条，已经变得心灰意冷。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写什么“狗文章”对文科毫无兴趣。他根据自己理科成绩突出的特点，填报了卞州大学物理学专业，竟被录取了。

　毕业后，组织上本来要把他分配到省直一个研究单位工作，他跑去看看，打听一下，那是个很破败的单位，连个正经的研究项目都没有，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在那里半死不活地闲熬着，搞不了事业搞内讧，让上级和本院领导，甚至周边群众都感到头痛，名声很臭。他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本来就持怀疑态度，说什么也不愿在那里修行。但那时属于硬分配，组织上有个规矩，允许你事先提出个人志愿，但组织上一旦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为自己重新找单位颇费周折。也许自己曾经当过民办教师，对教育、教书有深厚的感情，也许是急于回乡和自己夜想念的老婆孙秀娟结婚，也许是自己那个钟爱教育的恩师极力劝他“从长远看，教育是最好的职业”也许当时教育上最需要充实教师，当他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要回到本县当教师的申请时，他们竟然爽快地批准了。同学们对他的选择大惑不解，但人各有志，也就随他去了。因为他的未婚孙秀娟就在一所普通高中所在地刘集镇的农行营业所工作，他就留在了这所普通高中当了教师。

　教了几年书，他成了全县知名度很高的一个好教师。按说，他应当安贫乐道，不再有什么新的追求，但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教书这一行当不再那么痴，却也没有什么办法离开教育战线。

　那时候“臭老九”一夜之间突然变香。在一段时间内，大批没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鸿运当头：一般教师可以火箭式地当上县委宣传部长；一个穿戴土里土气的农业技术人员，摇身一变就做了抓农业的副县长；一个政法大学毕业的办事员突然就成了法院院长。他们这一批人，踌躇满志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了坐轿的，就得有抬轿子的，县委办也要充实新的更高学历的人进去。他的那点小名气，成为他能够进入县级中枢机关的基础。但是，把他调进县委办公室去，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当时的县委王书记，听说有一个“作文状元”在高中教书，就亲自到他供职的那所学校去了解过他。有一天中午，王书记到刘集镇视察，中午吃过饭后，只让司机一个人拉着他去了学校。学校传达室的老黄，也不知是什么人，看着他们坐着小包车进了学校，指名点姓要找项明老师，以为有了什么大喜事，兴冲冲地带他们找到了他。

　正在睡午觉的项明，迷糊糊地起来接客人。司机介绍以后，他才知道这是县委书记来了。项明长了这么大，还没有与这么样的高官面对面过，一下子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大约谈了半个钟头的话，无非是问了学校的一些情况，项明一一做了回答。具有“汉官威仪”的王书记，并没有透要调走他的意图。

　事后，项明抱怨老黄，为什么不把县委书记带到学校领导处，却找了自己这么一个教师，搞得人心理紧张？老黄说，人家是指名点姓找你的。项明心里很纳闷，觉得很奇怪。

　没过几天，就有县委组织部的人来考核他，他才知道，原来王书记是为了访贤而来。因为他在教学上很有一套，校长舍不得放他，把组织部的人支走以后，背着项明跑到教育局去闹。校长对局长说，我这个普通高中办不下去了，本来好学生都跑向了县重点高中，好教师也被得七零八落，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么个台柱子教师，又要被调走了。这个人若是调走，我这个校长坚决不在这个高中干了。教育局局长无奈，就亲自到县委去游说，说什么也不放他。学校领导拦下了他，也不亏待他，校长亲自找刘集公社委，办齐了项明的入手续。教育局委立即研究，提拔他当上了教导主任。当时县委办公室已经把在县农机局工作的大笔杆子赵哲调了进去，暂时不太缺人手，这事情只得做罢。后来，赵哲出走下海，县委办公室方主任又一次对教育局说，要调他进去，教育局又立即任命他为副校长，再一次拦下了他。

　项明感到教育局和自己校长的做法，亲切得有点“恶毒”在这一过程中，有人认为他捞到了不少好处，多数人却不这么认为。谁都知道，县委办公室是全县的中枢机关，在那里工作是许多人向往的事情，对于个人进步与实现人生价值，都是难得的机遇，自己竟然被教育部门捆得死死的，真像李白当年叹息地说的那样“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但一个教师的命运，毕竟操纵在主管领导的手中，你孙悟空本事再大，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想转行到政界工作，我不放你，你就没有办法。老婆孙秀娟就跟他商量，要不咱也找人给局长送送礼，兴许他们能够放你，让你调进县委办公室去。这个看透人情世事的好主意，被项明暴地否决了：宁可当一辈子教书匠，也不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孙秀娟就说，这是啥年代了，你这个人怎么还这样迂？但胳膊拗不过大腿，她一个女人家说不服这头“犟驴”

　就在他对进入县委办公室工作不报任何希望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领导通知他去谈话，他就从教育界颖而出，进了政界。

　这一次不同以前，是县委办公室的史长运主任和丁卯副主任亲自出马，在一个刮着黄风的下午，来到项明处，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此时的项明已不像当初见到王书记那样激动，回答两位主任的话干脆：“从第一次考核到现在两三年了，如果还不能调进县委办，教师们不知啥原因，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有大毛病，要不然为什么不能进县委办？自己实在受不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再说，现在多少教师都想往城里调，自己不费一点事就进城了，并且到了全县的最高领导机关工作，岂不是太便宜了？”这样一说，两个主任感到这个人非常实在，又机灵，显然是选准了，就对他说，让他等待消息。谁知他们跟教育局涉时，又卡了壳。史主任发了火，责问教育局局长：“是你的一个学校事大，还是全县的事大？”口气显得非常强硬，教育局局长抗不过去，最终吐口，让他调进了县委办公室。

　一晃数年过去了，他从一个干事熬起，从外行变成内行，开始搞综合调研，后来编写信息快报，近来又当上了一把手的贴身秘书，办文、办会、办事，经历了秘书们所有应该经历的过程。同时，侧身在这个官场之中，送了一批批领导，交往了一批批文秘人员，与大家苦乐与共，遇到了不少事事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