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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脏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踏我的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抖,忙从我肩上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看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时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仙,把妇女全身看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果然上当,愈发肆,被我完全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部分之大…足、头、腹无处不…病人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我今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PsychopathologyofEveryday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忍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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