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意回想那段暗淡的时光。记忆中最深刻的是除了那场
雨外，再就无雨，北方夏之
特有的漫天柳絮，丝丝缕缕地纠裹着干热的夏风，一股脑地侵袭着我干涸的眼眶和无助的心。从我自行放逐于城市失业大军后，我尤其栖惶的是妈妈的病，洗肾只是权宜之计，每到夜里，我握了她的手久久凝神她的白发不能入睡，她那时一宿要折腾十几次，每当听到她不由自主地轻声呻
，我都象听到死神一点点临近的脚步声，感觉病魔一点点正窃夺母亲的生命。那些日子里，我经常于清晨和黄昏漫无目的地徘徊于附近街道上，感受风
袭入生活的难耐之
、切肤之痛。我清楚地知道，目前只有两件事要做：我辞职的事，是要瞒住妈妈的；而妈妈的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实际上，离职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金钱上的缺失，我的工资无论在司法厅还是在监狱，都不过千把块钱，这微薄的薪水对于我母亲的病，是杯水车薪。我那时想到的唯一弄钱的法子，还是卖房子。我在司法厅家属区的房子是房改分房，这套五十多平米的一楼当时只
了三万元钱就买到手中，现在以它的位置和地价，应该值二十几万。我求小婉打印了百多份售房广告，瞒了母亲在我所在的城区广而贴之。我把那台新手机从盒子里解放出来，天天背着妈妈和人家商量房价。这样就不免会经常有人来看房子，我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们不要声张，当我带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在房里走来走去时，我很庆幸母亲那时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从自己的卧室出来，看这些陌生人闯入来觊觎她女儿的宝贝房子。
房子一周就出手了，被我家的三楼买去，他家有个刚退休的老太太，正想用这个房子开一间小卖店，我们是同事彼此也都信任，再不用换房本上
易税，签个协议就易了手。把妈妈动员出去，我着实费了不少心，好在和小婉已经达成了攻守同盟，我们就合伙儿骗她说房子单位要给装修，得搬出去两个月，妈妈开始也有点怀疑，但她老人家的精神头儿大不如前，虚弱度
，只有透析后才精神一两天，已经顾不上想太多的身外事了，就由着我和小婉把她搬到了老姨家。我们暂时安顿在那里，好在姨夫姨妈离婚后姨夫净身出户，姨妈又出国访问，家里偌大的房子只剩小婉一个人住，我的小表妹非常热情地接纳了危难中的我们，老姨在国外也一再电告要全力帮助我们渡过难关。这时我手里已经有了二十五万，完全可以支付换肾的费用了。
我在医院开始了一连串的身体检查和吻合细胞组织排列测验，每一项检验都顺利通过，每一個检验报告都在鼓励我向前迈进一步。
最后定在六月下旬，安排我和母亲同时进入手术室。
这样重大的事情，都是由我和小婉两个女孩子决定的，我们甚至极为有远见地从劳务市场雇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保姆来，许给她每月800元的高薪，是为了在我手术后恢复的十几天里，由她来帮助小婉来照顾我们大小两个病人。
和医大一院真的很有缘分，在半年的时间，我在这一家医院做了两回手术，只不过这次换了内科。临手术头一天，我悄悄入住与母亲相邻的在另一间病房，上午进行了例行检查，下午，负责主刀的内科主任在我的病房里坐了两个多小时，一再告诉我不要害怕，国内医院这个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这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高级病房里正住着一位香港病人，特意回大陆来寻找肾源，最后也将要在这家医院手术。
主任还非常耐心地向我
待手术前后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期间，除了我和母亲加起来一共四位主治医生在场，还有好几名内科医生和实习医生都来看我，我看得出来，他们有的是听主任术前待，有的就是出于好奇，因为未婚的女儿给母亲捐肾在医院并不多见，他们都想看看我是什么样。内科病房给了我们母女最大的关怀和照顾，护士长一天几回亲自来问长问短，一个劲地鼓励我不要害怕。在下班前，小婉照例一一给医生和麻醉师送上红包，我们之前还担心过这种一托二的手术是不是红包也得双倍，哪知道被他们一致拒绝，主任甚至责备小婉说你姐姐家里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忍心收她的钱，老太太手术成功以后费用大去了，好好给你姐补养身体，她今后的负担重着呢！
手术前的晚上我和小婉一直陪在妈妈身边直到她睡下，老人家临睡前还叨念着手术费用的事，但已经没有力气阻拦我们，人到这种时刻，求生的愿望越发强烈，她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希望能通过积极的治疗获得新生的。
护士体贴地给我发了安眠药，我吃下去还是睡不着觉，就悄悄走下楼去，走到外科病房那边。经过长长的走廊，我来到半年前我曾住过的病房，高煜为我订的那个单间病房那天空着，我隔了玻璃看着里边，眼睛不知为什么
润了。我在那里站了好久好久，心想一旦手术结束恢复体力，我就一定要去二狱探望高煜，不管他犯了什么样的罪，他的境遇都让我揪心不已。不知为什么，他的落魄反倒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拉近了距离。我承认，我有点想念他，就象想念我一位亲人，我想这可能这就是共同的苦难结成的情谊吧。这一个月里，我已经给他写了两封鼓励的短信了。
手术那天早上，我又梦到了林教官，梦到了我们迅疾地奔跑，只不过这回改了地点，变成在崇山峻岭之间，我有点力不从心，跟不上他的脚步，是他拉着我一气跑上了山巅，然后我们就那样拉着手一览众山小。醒来时有个念头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想我原来说自己是残疾还多少有些调侃的味道，但现在真的是要残缺了，结婚可能真的成了一个遥远的梦。这样一来，我竟然有了一丝丝的窃喜，我想那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不提婚嫁，可以终生和我的爱人
相许了。上午手术前，我特意换了身便装去看妈妈，她一夜都是小婉陪
，这会儿见了我就有些怨艾，说你忙什么呢，叫小婉在医院住了一宿，难为人家孩子了。然后孩子气地跟我叮嘱，妈要死了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结婚叫你老姨帮你
办，然后上坟时告诉妈一声。我和小婉默契地笑着，哄着把她抬上了活动
，几乎内科所有的护士和其他病的陪护都上来帮忙，素不相识情深谊重地站了一屋子，叫我感动得鼻子发酸。送走妈妈后，我在两份手术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步行走进手术区，上了另一张手术台。负责术前处理的护师
愿意说话，备皮
导
管的时候，不停嘴地分散我注意力，发现我腹上一处浅浅的伤痕，好奇地问你这儿怎么了，我解释说我当兵时受过
伤，好在没有穿透，只是子弹划过小腹留下的弹沟。她听了非常感慨，说你这小岁数可真不容易，前世不知是遭了什么罪了，我想想也真是，就和她一起笑说我就是挨刀的命！我要求给母亲全麻，而我局麻。我们母女俩同时开始手术，可能是因为主任主刀，或者有观摩任务，足足有十几位医生参观展览般围了一圈看我摘这颗肾，他们口罩后的眼神或多或少都写了些同情和怜悯，我最反感这种眼神，想抗议无奈嘴上套了一只氧气罩，只能在众目睽睽这下刀殂鱼
地任人宰割。手术成功。
然而，令我更加难堪的事发生在手术的第二天。
那时已经快到七月，拥挤的大病房内设了八张
，连同陪护的足足有十几个人。我了
导管不敢稍动地侧卧在自己的病上，可能是术后休虚，一动不动还汗
浃背，隔一会就眼看着一细股血从管里游走出来，失
于下盆盂中，这滋味比伤痛要折磨人得多。我一边自己着一边还得担心我妈大手术后两天见不到女儿会怎么想，正痛不
生愁苦难耐，第二监狱的几位领导神兵天降地出现在病房里。来的全是男的，毫不避嫌地在我前站成一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我除了趁双休到宿舍取过一次东西，已经一个多月没和二狱有过什么联系了。我的天，我当时觉得有个地
就钻进去了。对他们的慰问，我只说了谢谢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好在有小婉从妈妈那间病室里闻讯赶来，口齿伶俐地向他们介绍了前后的情况。丁监狱长目光严肃地看着我一直没说什么，倒是周大明热情洋溢地逗了我好几句，问我你现在这个样子敢不敢和我握握手，又说这回轮到我给你带云南白药来了。
好在他们也看出我的难堪与不便，只呆了一会就走了，过后我只觉得汗水把枕巾都浸透了。
十几分钟后小婉回来了，告诉我二狱的领导们到我母亲病房也站了一会儿，没说透我的情况，还当我是单位人一样安慰老人家半天。他们临走交给小婉两个信封，我接过来一看眼泪唰就下来了，一个信封上里是我的五、六两个月工资和那未报销的四千多元医药费，另一个信封里装了整整一万元钱，写着二狱全体干警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