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二十二）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从“汉人肥，满人危”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高高在上的满族权贵，有几个人从整体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考虑过！

　不把这些骑在大多数人头上的黄带子红带子们消灭掉，几百年的满清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民族裂痕，就永远不可能修复！

　听到旅顺和东三省被出卖的这一刻，孙纲确确实实的动了杀机。

　“绝不能容此等谋实现，”张之好容易平静了下来，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大声对众人说道“我与坤翁在来时曾有一议，本为国家善后之一策，现在情势紧迫，愿于诸位共议。”

　孙纲正在那里琢磨要不要派一帮杀手去把那些满清王公和残余亲贵全都干掉，听了张之的这句话，他不由得一愣。

　对这位和李鸿章齐名的洋务重臣，孙纲一直是很佩服的，他们之间虽然接触不多，但为了让国家强盛这一共同的目标，他们在好多问题上都能不自觉的达成一致，并且配合得十分默契。

　为了支持孙纲的造船工业（也是为了和翁师傅赌口气），张之不惜耗费巨资引进德国的炼钢设备对汉钢铁厂进行扩建，使原来连生产建铁路用的铁轨都困难的汉钢铁厂居然能够破天荒的生产造船用钢了，部分解决了孙纲在造船时的原料问题，使得中国的造船工业所用钢材不再完全依赖进口。从这一点来说，张之对孙纲造船事业地支持是极大的。

　这位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超出李鸿章的（后世的伟大领袖泽东就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

　孙纲之所以请素未谋面地张之也来旅顺“共商国是”也是因为他知道，做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地中国人。他和张之之间，应该是很容易就一些事情达成共识的。

　虽然说张之和李鸿章地关系并不是很好。

　“香帅有何倡言。就请示下。”孙纲对张之说道，他现在也很想知道张之看到国家面临这种险象环生的局面。会有什么好主意。

　张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刘坤一，两个老家伙换了一下眼色，张之沉痛地说道“国家不可一无主。目前两宫罹难，无端宵小祸国政，又有人以讨逆为名，窥觑神器，不惜行卖国之举，以致生民涂炭，国将不国，我辈岂能坐视神州就此陆沉，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当此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否则，任由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则亡无矣！”

　张之地话一下子起了好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而几位重臣却相互换了一下眼色，没有说什么。

　孙纲也听出来了张之的“弦外之音”他说的这个“非常之法”是指什么呢？

　“可一二王公亲贵不惜卖祖宗之地与异邦，以保一己之尊荣，全不以国家民族为念，再奉此等独夫残贼为国家之主，恕晚辈不能从命。”孙纲想了想，朗声说道，

　既然张之帮他开了个头，他干脆就把话挑明了得了。

　这个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在他眼里，早就该收拾收拾去世了，现在都这个时候了，再让他去伺候什么爱新觉罗家族地子孙，门儿都没有！

　他这句话一出口，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敬茗之言极是。”张之看着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说道“我中国之命运，决不可由此辈人等之手。”

　“愿闻其详。”李鸿章好象也听出来了有些不对，他看了看孙纲，又对张之说道，

　“眼下之势，莫若效西周共和之故事。”张之说道，

　张之的这句话一出口，屋子里更静了，孙纲看着有些吃惊的李鸿章，一下子想起了一件事，不由得明白了过来。

　他知道张之为什么会这么说了。

　据一些史书记载，当“庚子国变”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惶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在后面追击，大有将帝后“一勺烩”了的意思。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认为北京不保，万一“两宫罹难，国家无主”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状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张之、刘坤一等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中国差一点就驱逐满清，提前共和了。

　现在，历史的进程已经被孙纲这只小小“蝴蝶”给彻底改变了“庚子国变”应该是没戏了，可没想到今天在旅顺，张之当着群臣地面，又以这种方式把这个事给提了出来。

　看来，历史还真是有一定地必然啊。

　张之的提议，其实和孙纲地“变天”计划是不谋而合的。

　孙纲为什么救出朝廷众汉臣（一个满人都没有）和各国公使，又以李鸿章和这些重臣的名义通电全国，号召南方和内地各省督抚前来“共商国是”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团结最多的人，为以后的“变天”做准备。

　他借俄国人可能入侵（现在应该是快变成现实了）的理由，让这些封疆大吏派兵支援北洋，目的是为了一步步控制南方和内地的军权，不给“军阀割据”提供机会。

　至于“变天”后采取什么样的政体，可以针对具体的情况，在让大家公议后，定出一个最佳方案后再做决定。

　因为中国毕竟是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中走过来的，说变就变，只怕会适得其反。

　可只要海陆军权都在自己手里，就不怕有人想翻盘子搞复辟！

　现在，张之等于帮了他一个忙，提前把这个“感”问题给提了出来。

　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把这个问题用适当的方式解决了，对以后他的计划的开展，将是会有很大的好处的！

　“昔周厉王之，天下无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周之国脉得存，是共和之肇始，”张之说道“今康有为作京城，而诸王公妄兴兵戈，托身异族，不惜卖祖宗之地以求荣，国家有大之兆，京中诸公幸赖敬茗救护，方得保平安，如今国将不保，诸公不趁时奋起，更待何时？”

　没有意想之中的吵吵闹闹，孙纲看到许多人居然面赞许之。

　孙纲想了想，他们有这种表示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帮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精英”们“忠君”思想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深蒂固，他们反对康有为们的“变法”可以说在情理之中，康有为们的“政变”行为是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的，而满族亲贵们为了打败康有为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又让他们感觉到寒心，这些“精英”们的思想行为因为受到“传统固定思维”的限制，本能地有些“排斥”（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西方的政治模式，可如果是一种类似“变通”的“中国模式”的话，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按中国人的说法“共和”其实并不是西方的首创，早在几千年前的周朝，中国就已经有了。

　西周时期，周厉王暴侈傲，专利作威，宠信佞臣，国政非。国人对厉王非常不满，开始发起了牢（叫做“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道路以目”（史称“厉王止谤”）。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仍不听。经过三年，国人愤而起义，攻袭厉王，厉王逃奔到彘（“于彘”）。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以自己之子代替，太子静才得以幸免于难。

　厉王出奔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共同执政，号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为中国古史有确切纪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静，是为周宣王“共和”乃告结束。

　这段历史，就是后世的中学语文课本收录的“召公讽厉王止谤”故事，对后世的学生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大清朝现在的情况，和周朝“当年”的情况还真有些差不多的说。

　孙纲这时在心里暗暗佩服张之，您老人家真是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