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充世界上的人口，有些婚姻的制度没有充分地做到这个工作，有些又做得太过份了。就是因为这个观点，我想在本章内研究
道德。在天然的条件中，比较大的哺
类动物，每一个都需要相当的面积，方才足以养活自己，因此，任何种类的大的野生哺动物，其总数都很少。牛羊的总数虽然可观，但那是由于人力的关系。人类的总数与任何别的大哺动物相比，是不能成比例的。这当然是由于人类的技能的原故。弓箭的发明，鸟兽的豢养、农业的创始，以及工业的革命，所有这一切都使每平方英里上能够生存的人数增加。我们从统计可以知道，这些经济上进步的最末一项是利用来增加人口的；其余的几项多半也是如此。人类的智力用在增加人口上，比用在任何别的目的上都要多些。桑德斯先生曾指出，按照通例，人口多半不增不减，像19世纪人口的增加，是非常例外的现象——我认为这是真的。我们可以猜想，埃及和巴比伦利用灌溉、
耕细作的时候，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事。但在有史的时代内，似乎没有这种情形。所有19世纪以前的人口估计，推测的成份居多。但是那些估计一致地都说那时的人口颇为平稳。所以，人口的
增是个少有的、例外的现象，假如现在最文明国家的人口又有平稳的趋势（事实上似乎是这样的），那不过是表明那些国家刚由畸形的状态中走出，而进入人类的常态罢了。人们从创世纪①可以知道，古时至少知道并实行过一种确切的节制生育的方法，不过那种方法不为犹太人所赞成，因为犹太人的宗教总是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的。人类用了这种种方法，得以免除因饥饿而大批地死亡；假使他们尽量使用他们的生殖能力，这种大批饿死的事是肯定会发生的。
然而饥莲在减少人口上，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大概在完全原始的状况下，比在不很进步的农业社会中，因饥饿而减少的人口要少一些。1846一47年中，爱尔兰的饥荒非常严重，结果，以后爱尔兰的人口从没有达到大饥荒以前的数目。俄国常闹饥荒，1921年的饥荒，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我1920年在中国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都闹饥荒，其严重的程度与次年俄国的不相上下。但是中国的灾民不如俄国的受到同情，因为他们的灾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造成的。这些事实表明，人口有时会增加到给养的上限，甚至超过给养的上限。当人口的涨落忽然间猛烈地减少了食物的总量时，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发生。
从前凡是信仰基督教的地方，除了节
一项外，把所有制止人口增长的方法都取消了。杀死婴孩当然
止；堕胎也止；所有的避孕方法都止。诚然，牧师僧侣们独身是真的，但是，我想他们占中世纪的欧洲人口的百分率，肯定没有现在英国未婚女子占英国人口的比例大。所以，他们对于减妇少女的生育，在统计上并不很重要。因此，在中世纪因贫穷和瘟疫而死的人数，与上古时期相比，大约要多些。中世纪的人口增加很缓慢。18世纪，人口增长率稍微高了一点；到了20世纪，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口增长率达到了空前最高点。据估计，美国和威尔士在1066年每年方英里有26人；1801年增至153人；到1901年则达到561人。因此，19世纪人口的增加，差不多有从诺曼底人征服英国（接为1066年）时候起到19世纪开始时候止所增加的4倍之多。英格兰与威尔土的人口增加，并没有充分表示出事实，因为当时不列颠民族遍布了世界上的广大地方，以前这些地方都是由少数野蛮人居住的。这种人口的增加，其原因不在于出生率的增加，而在于死亡率的降低。死亡率的降低，一部分是由于医学的进步，但是我想大部分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方兴未艾的繁荣导致的。从一八四一年——此时美国才开始有出生率的记载——一直到1871一75年，出生率差不多是稳定不变的，在该时期的后段中，达到35．5的最高度。这时期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870年的教育法；第二件是1878年布拉夫因为宣传新马尔萨斯主义而被迫害。因此，从那时候起，出生率开始下降，起初是慢慢的，后来有急转直下之势。教育法最先使人们产生限制生育的动机，因为儿童不再是以前那样有利的投资；而布拉夫则把限制生育的方法供应给他们。1911一15年的5年中，出生率降低到23．6o1929年最初三个月内，降低到16．5。因为医学和卫生的进步，英国的人口现在仍在慢慢地增加，但是很快就要达到那个不变的数字了①。众所周知，法国曾经在很久的时间里有过保持不变的人口。
在整个西欧，出生率的降低是很快的，而且差不多是普遍的。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像葡萄牙一类的落后国家。城市出生率的降低，又比乡村的要明显些。最初只是富裕人家的出生率降低，但现在已经蔓延到市镇和工业区域内一切的阶级了。穷人的出生率仍然比富人的要高些，但现在伦敦最穷的城区里的出生率，比起十年前最富的城区的，已经要低了。大家都知道（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这种降低是因为堕胎和使用避孕方法的原故。这种出生率的降低，到了人口平稳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它就会停止，不再落下去。也许出生率的降低会继续下去，弄到人口渐渐减少，最后世界最文明的人种化为乌有，这也说不定。
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对于人口的希望或目的，然后才能便利地讨论这个问题，在任何经济技术状态中，都有桑德斯所谓的人口最佳密度，即每个人能得到最高限度收入的密度。如果人口降落在这个密度之下，或者升高到这个密度之上，则一般人的经济福利就将减少。概而言之，经济上的技术每进一步，人口最佳密度也将增加。在游猎时期，每平方英里一人，刚好合适，而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平方英里有几百人，也不算太多。战后，我们要是以为英国的人口过多，这倒是有道理的；但是法国则不然，美国更不是这样的。法国或者西欧任何国家的人口增加，不见得他们的平均财富也就增加。既然如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希望人口应该增加了。那些感到这种希望的人，通常是基于国家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动机，他们所希望的人口增加，并不是永久的增加，因为增加到他们能够从事他们目的所在的战争的时候，人口就得消失许多了。所以，对于人口的限制，这种人实际是主张宁愿用战死沙场的办法，也不用避孕的方法。凡是用心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人，都不会有这种观点，而那些似乎是主张这种观点的人，都是由于头脑不清楚的缘故。除开有关战争的争论而外，我们有各种理由，欣然庆幸节制生育方法的知识，正在使文明国家的人口能够平稳不变。
但是如果人口果真减少，事情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如果听任它继续下去，不加阻止，所谓的减少，就是最后的灭绝，我们不能心存那种愿望，目睹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种消失。所以，如果能采取步骤，限制避孕物药应用的范围，使人口与现在的水准不相上下，那才可以
避孕物药的应用。我想这并没有什么困难。限制家庭人口的动机，即使不完全是经济的，然而大部分确是经济的，因此，降低儿童的费用，或者——如果证明了是必要的话——使儿童成为父母收入的来源，则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出生率了。但是，在目前国家主义的世界上，这样的办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人们会利用它来获取军事上的优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军事上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在那个“大炮必须要有喂炮眼的”口号之下，军备竞争之外要加上一个人口生殖的竞争。在这儿，我们又一次感到，如果人类的文明要得以保存，世界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假如要世界政府有效地维持和平，则它必须通过法令，限制任何军国主义的国家人口的增加不得超过一定的限度。澳洲和日本互相敌视，即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日本的人口增加极快，而澳洲的人口（除掉移居的）增加很慢。这就造成一种非常难以解决的仇恨，因为在辩论时，双方都显然有可以申诉的正当的理由。除非政府采取一定的步骤增加人口，我想要不了多久，西欧和美国的出生率将使他们的人口停留在不增不减的状态，不过，我们不能希望军事上最有势力的国家会安坐不动，而其他各国只要用增加生育的办法就可以推翻国际上已成的均势。任何想正当尽职的国际的当局，因此不得不对人口的问题加以考虑，并且在具有反抗的国家里进行节制生育的宣传。这件事如果不能办到，则世界就没有和平的希望。所以人口问题是双重
的。我们一方面必须防止人口增加过快，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人口减少。增加过快的危险由来已久，现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这种危险，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国和日本即是。人口减少的危险却是新近才有的，在目前，只有西欧有这种情形，如果单靠生育来增加她的人口，则美国也将有人口减少的危险；但是，直到现在，虽然土生的美国人出生率很低，移民到美国的人却使美国的人口至少增加到她所期望的程度。人口缩减这个新危险与我们祖先习惯的思想不相适应，他们用了道德上的劝诫和止宣传节制生育的法律去对付它。根据统计的显示，这些办法是完全无效的。避孕物药的应用，已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一种普通实践，不可能被
除。政府和重要的人物不理会与有关系的事实的习惯牢不可破，忽然之间绝不会停止的。但是，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我想，或许我们可以希望，在现在这班年轻人得了重要位置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会胜过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可以希望他们坦率地承认，避孕物药的使用是必不可免的事情，并且，只要这些方法不至于使人口减少，还能够承认它们的好处。凡是人口有真正减少的危险的国家，正常的办法显然是实验逐步减少儿童经济上的负担，一直到出生率能够维持现有的人口为止。关于这方面，有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内，能有利地变更我们现有的道德条规。现在英国的妇女大约比男子多两百万，法律和习俗都责罚她们不能生育子女，这在她们大多数，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倘若习俗能宽容本结婚而已做母亲的妇女，并且使她们的经济状况还过得去，那么，大多数现在被罚独身的妇女，无疑地会有儿女。严格的一夫一
制是基于两数目大约相等的假设。在两数目不相等的地方，因为数目的关系而不得不抱独身主义将是很大的残酷，至于合理地希望出生率增加的地方，这种残酷不但妨碍个人的利益，对社会也是不好的。人类的知识越增加，政府通过行动控制那些从来似乎是类似于自然力的一般力量的可能
也增加。人口的增加，就是这种力量中的一种，自从有基督教以来，人口的增加全靠人类的本能盲目进行。但是，不得不存心去控制人口的时候就要到了。不过，正如国家管理儿童的情形一样，要想国家对于人口的干涉有益无害，那就应该是世界国家的干涉，而不是现在这些互相竞争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