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七
　苏轼（子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

　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

　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叛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

　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

　庆历固尝立学矣，至于今，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以患苦天下？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

　今所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对曰："陛下生知之，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

　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

　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

　时新政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紥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兴衰、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之渐。"

　轼尝锁宿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

　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舟行市中，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之限，江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辄芟除，不遣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

　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

　浙江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

　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两，浊而江清，水常淤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江路，故今三吴多水，凿挽路、为十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

　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

　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

　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出于下情之通。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定州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史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矣。"立决配之，众乃定。会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

　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微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徒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过字叔。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七子：籥、籍、节、笈、筚、笛、箾。

　论曰：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部分译文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他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各地求学，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听到古今成败之处，就能说出其中的要旨。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时，愤叹息，苏轼请问：“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是否赞许？”程氏说：“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苏轼博通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几千字的文章，喜欢读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了《庄子》，感叹地说：“我过去有见解，口中说不出来，今天见到这本书，正中我的心意。”嘉。。二年(1057)，参加礼部‮试考‬。当时文风中割裂肢解，诡辩异辞的弊病占据优势，主考官欧修很想矫正这些弊端，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打算把苏轼录取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文章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做，所以只列置第二；苏轼再以对答《秋》旨意，获第一，殿试时考中进士乙科。此后苏轼写了谢书去见欧修，欧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避让此人以出一头之地。”听说此话的人开始纷纷议论不息，久久以后才信服。

　苏轼因母亲去世在家服丧。嘉。。五年(1060)，苏轼调任福昌主簿，欧修认为苏轼才能学识都好，把他推荐到秘阁。‮试考‬六篇文章，以往‮试考‬不打草稿，因此文章大多写得不工整。自从苏轼开始打草稿，文字意义十分粲然可观。再对答皇帝的策问，考入三等，自宋朝初年以来，制策入为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而已。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从元昊叛以来，百姓贫困，徭役沉重，岐下每年筏运南山木材，从渭水进入黄河，经过砥柱山险要地区，负责运输的衙吏接踵倾家产。苏轼调查了运输南山木筏的利害关系，特为修正了衙规，允许衙吏自行选择水工和因时制宜决定木筏是行进还是停止，从此以后运输的危害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1065)，苏轼回京任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王府时就听到苏轼的名声，打算仿照唐朝成例召他进入翰林院，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是会成大器的，将来自然会被朝廷大用。关键在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人都仰慕信服他，都希望朝廷任用他，到那时重用苏轼，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有异议。假如现在马上重用他，那么天下人未必信服，反而有害于他。”英宗说：“暂且让他任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修起居注和知制诰的职位差不多，不可急于任使。不如给苏轼一个接近皇上的馆阁职务，并且请召他来参加‮试考‬。”英宗说“：‮试考‬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胜任，像苏轼还有什么不能的呢？”韩琦还是不同意，等到‮试考‬二道策论，苏轼再次考入三等，得到直史馆的职务。苏轼听说了韩琦的这番话后，对韩琦说：“韩公可以说是用道德修养来爱护人才。”

　适逢苏洵去世，英宗赠给黄金丝帛帮助办理丧事，苏轼辞谢了赏赐，请求赠给父亲一个官职，于是朝廷赠苏洵为光禄丞。苏洵临终时，因为兄长苏太白早年亡故，子孙还没有自立，妹妹嫁给了杜氏，死后还没有下葬，他把这些事托付给苏轼。苏轼守丧期满后，马上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的官职可以荫补子孙时，让给了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1069)，苏轼回到朝廷。王安石执掌朝政，一直厌恶他的议论与自己不同，让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打算变更科举、兴立学校，皇帝下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疏说：

　“得到人才的途径，在于知人，知人的方法，在于求实。假使皇帝和宰相具有知人之明，朝廷具有求实措施，那么胥吏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是学校贡举呢？即使因袭现在的办法，我认为足够有余。假使皇帝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那么公卿侍从中也会经常担忧没有人才，更何况学校贡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认为也是不够的。时代有可以不可以，万物有废有兴，当一项制度是合乎时代需要的，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废除它，等到它已经没落，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使它恢复。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制也随之变化，这好比江河的移迁，如果强行要它回故道，那是难以为力的。

　“庆历年间(1041～1048)本曾建立学校，到了今天，只是仅存空名。如今要改变现存的礼制，变易现在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修筑官府房舍，聚敛百姓的钱财来供养游说的人，百里范围内，设立官员设立老师，案件诉讼听命于此，军旅之事谋划于此，又检查出不遵守教育的人摒弃到远方，这不是空增纷，因而害苦天下吗？如果没有大的更新改革，而期望对时政有利，那么与庆历年间改革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学校，只能因袭原有的制度，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一代废弃就足够了。至于说贡举制度，已实行了百年之久，国家的治兴衰，当初就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时代，贡举制度，和现在的相比哪时更审？文章著作，和现在相比哪时更优秀？得到的人才，和现在相比哪时更多？天下的事情，与现在相比哪时更得到治理？比较这四方面的优劣长短，这次讨论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几件事：或者说乡试重视德行而忽略文词，或者说专取策问和议论而废除诗赋，或者想兼采声誉人望而废除封弥制度，或是想让参加‮试考‬儒家经典著作的考生不‮试考‬帖经墨义而‮试考‬经书的要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做法。我希望陛下注意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区区科举、学校制度何必参预呢？我又切实有超过正常估计的暗自忧虑之点。关于性命的学说，自从子贡那时就没有听说了，然而今天的学者，却以不谈性命为，读他们的文章，浩瀚无边，下无底当，上无篷盖，真是不可穷尽；看他们的容貌仪表，超脱世俗，无所附者，如清泉夏，不可掬挹，这怎么真能如此呢？一般人的习，安于放纵自己而喜欢说大话。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们呢？”

　苏轼的奏疏呈上之后，神宗醒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件事，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上的疑虑消失了。”当天召见苏轼，问道“：现在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你也可以指明陈述出来。”苏轼回答说：“陛下天具有文武才能，不担心陛下不明察，不担心陛下不勤奋，不担心陛下不果断，但是担心陛下求治太急迫，听他人的话太广，提拔人太快。希望陛下以安静来镇住局面，待事情发生，然后再应付它。”神宗吃惊地说“：你所说的三句话，我当要周密考虑。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该为我深入思考治问题，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出后，把召见的情况向同僚们说了。王安石不高兴，任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苏轼。苏轼决狱断案审敏捷，名声越传越远。恰逢上元节皇帝敕令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下令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是用灯取乐？这不过是让两宫太后高兴罢了。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知晓陛下的心意，都说是用听的看的一类不急需的玩物，夺取他们吃的、穿的生活必需品。这件事很小，对国家大体却影响很大，希望陛下追还前面下达的敕令。”皇帝立即下诏停止买灯。

　当时王安石开始颁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便，说：

　“我所要说的，仅三句话而已。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纪纲。皇上可以凭借的是人心而已。好比树木有，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贾有财。失去这些东西就会败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和悦同其众而不安定的。刚愎自以为是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现在人心是不快乐的。

　“祖宗开国以来，管理财政开支的不过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开支交给三司管理，无缘无故又创建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让六七名少年，夜在里面谋划索取，使者四十余人，在外面分到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称；六七少年与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开始时声势浩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各法新奇古怪，官吏也都感到疑惧。以大国之主来谈利，以天子的宰相来治财，议论百出，万人喧哗，然而仍不回头，光是空说：‘我没有做这种事，何必怕人们说三道四。’拿着渔网到江河湖泊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打鱼’，不如舍弃渔网而人们自然相信。驱赶着鹰到森林里去，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走鹰犬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认为要消除谗言恶语而召来和气，就不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皇帝和大臣们勤于政务，已经快一年了，然而富强国家的功效，渺茫好比捕风捉影，光听说内库钱拿出来数百万，祠部准许剃度五千多人出家罢了。用这来作为办法，那么谁不能呢？然而要实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它的困难，汴水浑浊，自有百姓以来，不用来种植水稻。现在打算修筑陂塘使水澄清，种万顷地的水稻，必须使用千顷面积的陂塘，一年一淤积，三年陂塘就淤满了。陛下于是相信这种说法，立即派人察看地形，到处凿空，访寻水利，狂妄轻飘的人，任意争相进言。有关衙门虽然知道他们的办法疏，却不敢自行贬退他们，把年老的和年少的人追集起来，去察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可行。假如不是明显难以办理的，就必须动工兴建。官吏苟且顺从，真的以为是陛下有意兴建，上耗费国库的钱财粮食，下误农时。万一堤防决口，河水冲出原来的河道，即使吃提出建议的人的，对于百姓有什么补救！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做这件事？

　“自古以来役使人，必然使用乡村农户。现在但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郡雇募役人，而且想把这一做法推行于全国。单丁、女户，是百姓中最穷苦的人，然而陛下首先想要役使他们，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抚恤！自从杨炎推行两税法，田租户调和庸役就已包括在一起了，如何又要征取庸役呢？万一后世不幸有搜括百姓钱财的大臣，庸役钱没有被废除，而差役照旧，推究其源，就必然会有担当这罪责的人。青苗时放债钱，自古代就有令。现在陛下开始把它立为成法，每年都要推行。虽然说不许强迫百姓借贷息，但几代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估计愿意借青苗钱的农户，肯定都是孤苦贫困没有接济的人，鞭挞他们急了之后，他们就要接着逃亡，这些人不还青苗钱，就由邻居互保户均摊，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发展势头，将来天下百姓会痛恨青苗法。国史记载这件事，说：‘青苗钱自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现在想改变为青苗法，破坏常平法推行青苗法，所丧失的更加多了，亏了官府害了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

　“过去汉武帝因为财力匮乏枯竭，采用商人桑羊的建议，便宜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在当时行商坐贾都不流通，盗贼滋生势盛，几乎导致动。孝昭帝即位当了皇帝，霍光顺应百姓所想要的而给予他们，天下百姓都归向朝廷，于是天下无事。不料今天这种论调重新兴起。立法的初期，其费用已经很多，纵使稍稍有什么收获，但征收商税的数额，损失的必然很多。譬如有人替他的主人放牧牲畜时，用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而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功劳成绩。现在破坏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劳，亏损商税来获取均输的利益，与上面所举的例子有什么不同？我私下认为太过份了。议论的人必然会说‘：可以和百姓一起享受成功的快乐，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创始。’所以陛下坚持实行而不顾反对意见，期望这些新法必然得以推行。这正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利的人，冒险侥幸的观点，没有等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却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正在于此。

　“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皇帝知道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了。因此我希望陛下务必崇尚道德而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取得成功而希图富强。爱惜风俗，好比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刻薄的法律可以使百姓整齐划一，勇猛强悍的男子可成就事业，忠厚近似迂阔，老成初看好像迟钝。但终究不肯以彼代此，是因为知道所得到的小，而所丧失的大。仁宗皇帝执法非常宽厚，用人按次序，专意从事掩过盖失，不曾轻易改变旧的典章制度。考察他的成功，只能说还没有得到。说到用兵，那么十次出征九次失败；说到国库，那么仅仅足需要而没有剩余。仅仅因为恩泽存在百姓之中，民间风俗懂得大义，因此仁宗皇帝升天之，天下归于仁。议论的人见仁宗皇帝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没有什么起，就想以苛细急察的办法加以矫正，用智谋和才能加以划一，招来新提拔的人勇于急进的人，以求取得一切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好处，浮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多开迅速提拔官员的门径，假使有意外收获，一步就可得到公卿侍从这样的官职，使得按常规升迁的人也产生非份之想，想到期望风俗敦厚，哪里可能得到呢？近年直率纯厚的人越来越少，投机取巧得到提拔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痛惜这种状况挽救这种风气，以简单易便为立法的标准，以清静作为思想的出发点，百姓的道德就会归向敦厚了。我之所以希望陛下敦厚风俗，原因就在于此。

　“祖宗委任台谏官，不曾处罚过一位进谏的人，即便有轻微责罚，不久就越级提升，允许台官根据传闻弹劾，而御史台和谏院都不设第一把手。进谏时说到皇帝，那么天子改变仪容；弹劾之事牵涉到朝廷，那么宰相暂离相位等待调查。台谏官固然未必个个是贤人，所说的也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用他们来使掌权者感到压力沉重，这是空话吗？将用他们摧折臣的萌芽。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的臣，万万没有存在的道理。然而养猫是为了捕捉老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而养不捕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没有盗贼而养不叫的狗。陛下怎能不上念祖宗设立此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后代作好永久的防备？我听到老年人的谈话，都说台谏官所讲的，常常是随着天下公论。公论所赞许的，台谏官也赞许；公议所抨击的，台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怨恨毁谤替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气，台谏官都成为执政大臣的私人工具，以致皇帝孤立，纪纲一旦坏，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我之所以希望陛下保存纪纲法度，原因也正在于此。”

　苏轼见王安石力赞神宗独断专行和专用大臣，因此在‮试考‬进士策论出题时，用“晋武帝平定东吴因为独自决断而成功，苻坚伐晋因为独自决断而亡国，齐桓公专意任用管仲而称霸，燕哙专用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结果不同”作为问题，王安石更加恼怒，让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的过失，但一再追究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出任地方官，任杭州通判。高丽来朝进贡，使者赠送礼物给官吏们，书写时用干支纪年。苏轼拒绝接受礼物说“：高丽对本朝称臣，但不接受本朝颁布的年号历法，我怎么敢接受他们的礼物！”使者改写为熙宁年号，然后苏轼才接受了礼物。

　当时新政天天下达，苏轼在这中间，每每借行新法之际方便百姓，百姓赖之以得到安定。调任密州知州。司农寺推行手实法，不按时实行的官吏以违反法令论处。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法令的罪名，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遵从？现在出于司农寺，这是擅自制造法律。”提举官惊慌地说“：您暂且慢慢施行。”不久朝廷知道手实法危害百姓，废除了它。

　有盗贼案发生，安抚司派三班使臣率领强悍兵士前来搜捕，兵士凶暴放纵行事，甚至用藏有违物品来诬陷百姓，进入百姓家中争斗杀人，又畏罪惊慌溃散，将要作。百姓急忙跑去告诉苏轼，苏轼扔掉百姓的投诉书不看，说：“一定不会到这样的地步。”溃散的兵士听说此事后，稍稍安定，苏轼慢慢派人查出肇事的兵士杀了。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夜不停地下，城墙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调任湖州知州，苏轼上表感谢。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摘录苏轼谢表上的话，并且诬陷苏轼所写的诗是毁谤朝廷，逮捕苏轼押送京城投入御史台监狱，想置他于死地，罗织罪名很长时间却一直不能决断。惟独神宗怜惜苏轼，用黄州团练副使安置了他。苏轼和乡里父老结伴于山水之间，他在东坡修筑房屋，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1080)，神宗几度有意再次起用苏轼，但被当政的大臣阻止了。神宗曾对宰相王王圭、蔡确说：“国史至关重要，可以命苏轼撰成国史。”王王圭面有难。神宗说：“苏轼不可用，姑且用曾巩。”曾巩进上《太祖总论》，神宗意思不满意，于是亲自写信把苏轼调到汝州，其中这样说“：苏轼贬谪居住期间反思自己的错误，经过一年更加深刻，人材确实难得，不忍心一直弃而不用。”苏轼还没有到达汝州时，上书说自己饥寒贫穷，在常州有田地，希望能到常州居住。早晨上奏，傍晚皇帝就答复同意了。

　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苏轼说“：兴大兵起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想革除它。现在西方打仗，连年不得解除，东南几次兴起大狱，您独不能说句话来制止它吗？”王安石说：“这两件事都是吕惠卿挑起的，我在朝廷外面，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在朝廷就说，在朝廷外就不说，这是侍奉皇帝的常礼。皇帝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对待皇上，怎么可以用常礼呢？”王安石大声说：“我王安石要说话的。”又说“：话出自我王安石之口，进入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一个人要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虽能得到天下也不去做，这才可以。”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争着要减半年磨勘，虽去杀人也会干的。”王安石笑而不答。

　苏轼到常州时，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当皇帝，恢复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召入朝廷任礼部郎中。苏轼过去与司马光、章。。友好。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知枢密院，二人意见不合，章。。经常开玩笑侮辱围困司马光，司马光对此很苦恼。苏轼对章。。说“：司马君实现在声望很高。以前许靖因为只有虚名而没有实际才能，为蜀先主鄙视，法正说‘：许靖虚假的名声，在四海传，如果对他不加礼遇，必然会被认为轻视贤人而受到损害。’先主采纳了他的意见，就让许靖担任司徒。许靖尚且不可轻慢，何况是君实呢。”章。。认为苏轼说得对，司马光借此得以稍稍安定。

　升任起居舍人。苏轼起自忧患之中，不想立即进入要害部门，他向宰相蔡确要求辞去这一职务。蔡确说“：您在仕途盘旋已经很久了，朝廷中没有人能超过您。”苏轼说“：以前林希与我同在馆阁中，而且他年纪比我大。”蔡确说：“林希果真应当比你先提拔吗？”最终还是不同意。元。。元年(1086)，苏轼穿戴七品官服入延和殿侍奉皇帝，哲宗立即赐给苏轼用银装饰的红色六品官服，升为中书舍人。

　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的时间长了产生弊病，百姓中服役的人却不习惯所服的差役，官府又残暴地役使他们，导致多数人破产，地多人少的地方有人终年得不到休息。王安石在神宗朝任宰相时，把差役法改为免役法，根据户等的高低让他们出钱雇人服役，执行免役法的官吏向百姓索取超过规定的钱财，因此免役法成了百姓的祸患。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的危害，而不知它有利的一面，打算恢复差役法，选派官吏和设置机构，苏轼被选中。苏轼说：“差役法、免役法，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害处，在于聚敛民财，百姓十室九空。聚敛于上而下面却有钱荒之害。差役法的害处，在于百姓常在为官府服役，不能集中力量务农，而贪官污吏得以乘机敲榨勒索。这二者危害的轻重程度，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么办呢？”苏轼说“：法令制度连续相承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渐渐变化百姓就不会惊慌。三代的制度，兵农合一，到秦朝才分为二，等到唐朝中叶，把府兵全部改变为长征健儿，自从那时以来，百姓不知道当兵，当兵的也不知道务农，农民出粮食布帛养活军队，军队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都感到方便。即使圣人再出现，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现在的免役法，实际上大致和这一样。您想立即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好像废除了长征健儿而恢复府兵，不容易吧？”司马光听了不以为然。苏轼又到政事堂陈述自己的意见，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说“：过去韩魏公在陕西招纳义勇，您任谏官，为此事争辩得十分烈，韩公不高兴，您也不顾。我过去听您讲这事的详细情况，难道您今天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讲完自己的意见吗？”司马光笑笑。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元。。二年(1087)，苏轼兼任侍读。每当给皇帝读书读到治兴衰、正得失的时候，无不反复开导皇帝，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醒悟。哲宗虽然恭敬而沉默不语，但总是点头肯定。苏轼曾给哲宗读祖宗《宝训》，因此讲到时事，苏轼说：“现在赏罚不分明，对善恶没有什么鼓励或阻止的措施，又有黄河大势正向北，然而强行使它向东；西夏人入侵镇戎军，杀死掠走几万人，军队主帅不向陛下报告。如果每件事都是这样的话，恐怕会渐渐成为衰的开端。”

　苏轼曾经锁在皇宫宿值，奉召入对便殿，宣仁太后问他说：“你前年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任常州团练副使。”宣仁太后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苏轼回答说“：我现在担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问“：为什么被迅速提升到这个官职？”苏轼回答说：“我遇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宣仁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们推荐的？”宣仁太后说“：也不是。”苏轼吃惊地说“：我虽然不肖，但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来得到提升。”宣仁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地说：‘奇才，奇才！’只是没来得及提拔任用你罢了。”苏轼不觉痛哭失声，宣仁太后与哲宗也哭泣，左右侍从也感动得泪下涕。过了一会儿让苏轼坐下喝茶，撤下皇帝御前的金莲烛送苏轼回到学士院。

　元。。三年，苏轼权知礼部贡举。适逢大雪纷飞十分寒冷，参加贡举‮试考‬的士人坐在庭院中，噤冷得说不出话。苏轼放宽对他们的约，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巡铺内侍每每折辱应试的举人，并且拿举子文章中意思暧昧的单词，诬陷为罪状，苏轼全部上奏朝廷赶走了他们。

　元。。四年，因为积久评论政事，苏轼为当权大臣所恼恨。苏轼担心不被大臣宽容，请求出任地方官，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走，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事来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讨论把蔡确迁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皇帝以孝治国来说是不够的；如果从重处罚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不免有些损害。我认为应该是皇帝降旨设置诏狱逮捕蔡确治罪，然后太皇太后出示亲笔诏令赦免他，那么仁孝两个方面都照顾到了。”宣仁太后内心赞同苏轼建议却不能采纳。苏轼到京城郊外，哲宗沿用前任执政大臣的恩例，派内侍赐给苏轼龙茶、银合，慰劳很优厚。

　不久苏轼到杭州，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苏轼说：“杭州，水陆会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缗，苏轼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稍微积蓄一些钱粮收治有病的百姓。

　杭州本来靠近大海，地下的泉水又苦又咸，居民稀少。唐代杭州刺史李泌首先引来西湖水修建六井，百姓饮用水充足了。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水引入运河，湖水自运河入农田，所灌溉的农田达千顷，百姓因此殷富。西湖水中水草很多，自唐代到五代钱氏，年年都要疏浚治理，宋朝建立后，不再疏浚治理，水草淤积形成封田，湖水几乎没有了。运河失去西湖水的补给，就从钱塘江的水中引水，船航行在城市中，湖水又挟带大量的泥沙淤积运河，每隔三年就得淘一次，成为百姓的一大灾害。六井也几乎被废坏了。苏轼看到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于是疏浚这二条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钱塘江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复了六井，再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南北长三十里，修筑成长堤以来往行人。吴地百姓种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苏轼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种菱，水草不再生长。把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以及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杭州和尚净源，原来居住在海边，与海船客商交往，海船到高丽，客商口称赞他。元丰末年(1085)，高丽王子义天来宋朝拜，因而前往净源住处拜访。到这时，净源死了，他的门徒偷偷地拿着他的遗像，搭海船前往高丽报告。义天也派他的门徒来祭奠净源，并且拿着高丽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两宫太后寿辰。苏轼不接受，上奏说：“高丽很久不进贡了，失去了朝廷赐给他们的厚利，他们的意图是想要求朝贡，但不了解我们对待他们的厚薄，所以借祭奠死去的和尚而行祝寿之礼。如果接受他们的贺礼而不回报他们，高丽将会产生怨恨的思想；接受贺礼而厚赐他们，又正好堕入他们的计策中。现在朝廷应该不参予这件事，让州郡自行以理由拒绝他们的礼物。那些平庸的和尚狡猾的客商，给国家挑起事端，这种事不可渐长，应该痛加惩治。”朝廷完全同意苏轼的意见。不久，来进贡的高丽使臣果然到了，按旧例使臣所到的吴越七个州，要花费二万四千余缗钱。苏轼于是命令各州根据情况裁减开支，百姓获得易的好处，再也没有受到侵扰的危害。

　浙江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屹立在江中，与渔浦各山犬牙错，水相，漩涡回旋，每年损坏的公私船只不可胜数。苏轼建议自浙江上游名叫石门的地方，沿山向东，开凿成运河，引浙江及溪谷各水二十多里到达钱塘江。又沿山作河岸，不出十里到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转弯抵达小岭，开凿六十五丈山岭通达岭东古河，疏浚古河几里到达龙山漕河，以避开浮山之险。人们认为便利。奏章上报朝廷，有厌恶苏轼的大臣，极力阻止这个计划，因此凿河工程没有完成。

　苏轼又说：“三吴地区的水，蓄积形成太湖的水，溢出形成松江入大海。大海每天两次汐，水浑浊而江水清澈，水常常要淤松江水道，然而江水清澈速快，随即就把泥沙冲走，出海口经常是通畅的。因此吴中地区很少有水灾。过去苏州以东地区，公私船只都用竹篙撑行，没有在陆地背纤行船的。自庆历年间以来，松江大筑背纤的道路，修建长桥扼松江水道，所以现在三吴地区多水灾，我打算凿平背纤道路，修建千桥，以加快江水的速。”这个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人们都感到很遗憾。苏轼二十年间两次到杭州任官，因他对杭州百姓有恩德，百姓家中有他的画像，吃饭时一定要在像前祝福。又修建苏轼生祠以报答他的恩德。

　元。。六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还没有到任。因为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苏轼改任翰林承旨。苏辙推辞尚书右丞的职务，想和兄长苏轼一同担任侍从官，朝廷没有同意。苏轼到翰林院几个月，又因为谗言请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以前，开封府各县多水灾，地方官吏不深究造成水灾的原委，挖开陂泽，把水注入惠民河，惠民河容纳不下，造成陈州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与颍河勾通。并且开凿黄堆想把水引入淮河。苏轼才到颍州，派官吏用水平器测量地形高低，淮河涨水时水位高出新沟几乎有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将倒灌颍州地区造成水灾。苏轼向朝廷说了自己的意见，朝廷同意了。

　颍州有长期做盗贼的尹遇等人，几次抢劫杀人，又杀死捕盗的官吏兵士。朝廷用名捕捉拿他也没有擒获，被害家属又害怕他再次加害，躲避不敢说。苏轼召来汝县尉李直方说“：你能擒获尹遇，我当力荐于朝廷，要求从优奖赏；抓不到他，我也要以不称职奏免你的官职。”李直方家有母亲而且已经年老，他和母亲诀别后就出发了。于是李直方侦察得知盗贼所在的地方，分派人力捕获尹遇的羽，他自己亲手戟击了尹遇，擒获了他。朝廷以事情太不符合奖赏的规定，推赏时没有赏到李直方。苏轼请求以自己的年资劳绩，应当改官阶为朝散郎，把它作为对李直方的奖赏，朝廷没有同意。后来吏部认为苏轼应当升官，以符合苏轼的考绩，苏轼说已经许给李直方了，又没有得到答复。

　元。。七年，调任扬州。过去发运司主管东南漕运，听任掌船的人私载货物，征收商税的部门不得留他们。因此掌船的人往往富厚，他们以官船为家，修补官船损坏的地方，并且周济船夫短缺，所以运载的货物到达目的地既迅速又没有损失。近年来止一切私载货物，因此船破损人穷困，船夫多盗窃所运载的官物来接济饥饿贫寒的生活。公私都受害，苏轼请求恢复原有的制度，朝廷同意了。没过一年，朝廷以兵部尚书的职务召苏轼入京，兼任侍读。

　这一年，哲宗亲自到南郊祭祀，苏轼担任卤簿使，引导圣驾进入太庙。有十几辆打着红伞的牛车和十多辆打青盖的牛车抢争道路，不躲避皇帝的仪仗队。苏轼派御营巡检使询问他们，竟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任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责职应当是严肃政纪，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皇帝。”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在车中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哲宗派使臣捧着书信骑马告诉太皇太后，第二天，下诏整肃皇宫仪卫，自皇后以下都不得接接见。不久苏轼升任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任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臣请求朝廷给他们一些书籍，朝廷沿用成例全部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苏轼说“：汉朝东平王请求朝廷赐给他诸子及《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现在高丽所要求的书籍，远远超过了汉东平王的请求，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元。。八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以两学士的身份出知定州。当时国家大计方针即将发生变化，苏轼没能入宫向皇帝辞行。已经上路赴任时，苏轼上书说：“天下治，由于下情上达的道路是畅通还是堵所决定。天下大治时，普通百姓的意见都能自由通达朝廷；等到天下大时，即使是皇帝的近臣也不能将自己的意见进给皇帝。陛下即位已经九年了，除了执政大臣、台谏官外，不曾与大臣们接触。现在陛下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应当把了解下情、清除阻作为急务。我每天侍奉在宫中，现在正要去戍守边境，却不能见陛下一次就动身了，何况疏远的小官们想要把自己的意见报告给陛下，那就更困难了。然而我不敢因为不得与陛下答对的缘故，不报效自己的愚忠。古代的圣人将有作为的时候，必然先处在暗处而观察明处，处在静止而观察动态，那么万物的情形，全部摆在面前。陛下的智慧超人，年龄正当盛年，我希望陛下虚心循理，一切不要有所作为，暗自观察各种事物的利与弊，以及大臣们的与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得到实际情况，然后顺应事物采取措施。要使有了作为之后，天下没有怨恨，陛下也不后悔。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担心太早，不担心稍迟，这已是很明显的了。我恐怕急功好利的大臣们，就要劝陛下轻率地有所改变，因此进呈了上述意见，冒昧地企望陛下留神，则是国家宗庙的福运，天下的大幸。”

　定州军政败坏松弛，兵士们骄惰不服教诲，军校们蚕食士卒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们怎么样。苏轼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修缮营房，止饮酒赌博，这样军中衣服粮食稍稍充足了一些，于是用战法部署约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然而军校们害怕不安，有卒史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他判决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适逢春天大检阅，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了上下级的名分，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将校官吏穿军装供给使令。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惧怕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定州的人说：“自从韩琦走后，一直到今天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与契丹和平已久，边兵已不能用。只有边境一带的弓箭社与敌寇相邻，因战自卫，尚可称精锐。已故宰相庞籍守卫边境时，因当地风俗立法。年代久远法令弛废，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上奏朝廷免除保甲法和两税折变、摊派，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

　绍圣初年(1094)，御史弹劾苏轼执掌内外制命的时候，所起草的制词诰命，是讥讽指斥先朝。于是苏轼以本官知英州，不久降一官，苏轼还没有到达英州，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居住。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心境淡泊而没有什么怨恨不快，人不论聪明的和愚笨的，都得到他的心。又被贬为琼州别驾，在昌化居住。昌化，旧儋耳郡地，不是人所能居住的地方，‮物药‬、调补品都没有。开始时苏轼租赁官屋居住，官吏还说不可以，苏轼于是买地建房，儋耳百姓搬砖运土帮助他。苏轼独自和小儿子苏过相处，以著书为乐，常常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交往，好像要在这里终老一生。

　徽宗即位当皇帝，苏轼迁移到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又迁徙到永州。经过三次大赦，苏轼于是提举玉局观，恢复为朝奉郎，元。。年间以来，不曾因为每年的考课要求升官，所以他的官职停止在此。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常州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苏轼与弟弟苏辙，以父亲苏洵为老师学习写文章，而他们文学才能得自天赋。苏轼自己曾说“：写文章好比行云水，开始时没有一定的形态，但是文章要常行在它所应当行的时候，止在它不可以不停止的地方。”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辞句，也都可以写下来诵读。苏轼的文章广大深沉光芒四，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也很少有像他那样的文章。苏洵晚年读《易》，撰写《易传》没有完成，命苏轼继承他的遗志。苏轼撰写成《易传》，又撰写了《论语说》；后来居住在海南，撰写《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同时代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还没有被社会所了解时，苏轼对待他们好比朋友同辈，不曾以老师的资格自居。

　苏轼自为举子到出入宫廷担任侍从，必定以爱君作为根本，忠规直论，正直大节，大臣们没有谁能超过他。但是被小人妒忌排挤，不让他安处朝廷上做官。

　高宗即皇帝位，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以他的孙子苏符任礼部尚书。又把苏轼的文章放在身边，整天读他的文章以致忘记了疲倦，认为是文章之宗，亲自写了东坡集赞，赐给苏轼的曾孙峤。于是赠苏轼为太师，谥“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苏迈，任驾部员外郎。苏迨，任承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