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命
　(《易》曰：“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若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势，业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议曰：三光，月星也。)、气变异，此皆之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见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杀五谷；人主好畋猎，不避时，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

　今称《洪范》咎征，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故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曰：“《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餍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杀不辜，肝人之，暴戾恣睢，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也。)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扬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议曰：《传》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所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议曰：夫静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传》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

　《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

　鲁僖霪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上天不以伪动也。《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胜水，掬壤不可以河；金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惠未孚，神勿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谓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诚不至。故不同也。)

　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世一年，晋灭栾氏。由是观之，黡虽汰，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黡之汰，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鞠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平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进、禅定、智惠，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故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行不轨而富寿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籴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甚惨。《传》曰：“万物之妖，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汤理之；纣之所，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在上之发政也。岂可谓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具，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阪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诫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弗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卅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若周衰，并必兴矣。’”

　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修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也。)

　《易》曰：“穷理尽，以至于命。”此之谓矣。

　(议曰：夫吉凶由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百物。若周衰，并必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睢水鲠其；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对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分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矣。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自金行不竞，天地板，遂覆瀍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徒虚言耳。”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以骄，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平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是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止于诛杀也。风俗僻，廉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上下，其凶逆，非止于蒸报也。

　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

译文

　［《易经》上说：“人的精神元气是实有之物，所谓游魂是精神的变现。”

　人自受命为人，相貌各异，声音不同，苦乐不均，愚智悬珠，或尊贵或卑，或长寿或短命。这都是三世所作之业决定的啊！]

　天道、、命等问题，孔子很少谈论它们。孔子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但他也很难说得清楚具体。然而考察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记载，凭借“三势”，也可以获知个大概。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史学家苟悦曾说：“凡、月、星辰与气的变异，这都是之气的华。它的原本是在地，向上生发而达于天。国家政治有所缺失，就会在大地间显现出异变，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文王曾问姜太公：“君主做什么事情，有灾祸的应验和鬼神的福佑吗？”太公回答说：“有这种事。君主加重对人民的赋税盘剥，为扩大宫殿而大兴土木，那么就会有疾病流行，霜就会冻死五谷；君主好大规模地狩猎，而且不管农时，那么这种年份就会多刮大风，庄稼籽粒就不满；君主好破坏名山，堵大河，决通名水，那么这种年份就会有水灾伤人，庄稼长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战争没完没了，就会出现蚀、月蚀，金星运行也会失去轨度。”文王说：“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人们往往说到《尚书-洪范》篇，讲到恶行之验，就有帝尧和商汤时水旱之灾。消灾时却又与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银河，慨叹：“银河听不到我的祷告。”《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冉伯牛就短寿而死。善恶的报应千变万化，无法用统一的规律去考察，所以无论是自己观察和听别人讲的都感到惑不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人说天道不分亲疏，总是保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单单推崇颜回好学。可是颜回多次陷入穷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天之回报好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肆意暴，为所为，聚集同伙有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高寿而死。这又是遵循的什么规律呢？我真是糊涂了。］对此，我看是否可以这样讲：孔子曾说“死生有命”，还说“不得其死”，又说“可以侥幸获免”这是什么意思呢？“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该死却死了；“侥幸获免”是本该死却没有死，这都是性命的三种态势。［过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鹊救活了。扁鹊说：“我并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鹊，也是治不活的。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医和那样的神医也是治不活的。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侥幸获免”是偶然。这就是荀悦所说的性命的三种态势的道理。杨雄在《法言》中说：有人问：“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吗？”杨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寿命可以延长。”又问：“颜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呢？”杨雄回答说：“他们的品德生来如此。假若颜回不仁，冉伯牛不义，连那样的岁数也活不到，又怎么能延长寿命呢？”又问：“可是不仁不义的人也有长寿的。”杨雄回答：“那是因为他们虚妄，可君子却不会虚妄啊！”]

　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到教育导百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导而自然成为良善的人的；有必经教育化导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也有虽经教育化导，却最终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经教育化导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导的错误而向恶。[《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取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灾害，可以说是自然规律。[之气影响天地的运动，在宇宙中运转一周是三百六十度，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总会有灾厄的。计算一周天时，以木星为准则，所以木星称太岁。而由于每一周天都会遇到灾厄，所以把它称之为一元之灾，太岁也就成了灾星。其实它乃是必然的规律，无法改变的。所以称作天数，即自然规律。《左传》上说：“善也好，恶也好，吉祥也好，灾厄也好，是周而复始的。”又说：“天灾流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规律，所以才叫天数。”汉代公孙弘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做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天灾流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考察公孙弘讲的道理，是认为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论。]

　《洪范》所说的行恶必报之验，指的是人事。[《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走向。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鲁僖公时，雨连绵经祈祷而止，说明灾害可救的得到了应验；周宣王时的大旱祈祷无效，说明那灾难本来是难以改变的。［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就好象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诚心诚意。古语说：“对天应该有诚实的态度，不应使用经过文饰的空话。”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

　古语还说：“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黄河的决口的；铁能锯断树木，可是用一寸之铁却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降福给他。”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内心并不诚恳啊！

　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过去秦王曾问士鞅：

　“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会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这一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此话怎讲？”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大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贤德或暴，还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还是作恶。

　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被废灭；邴吉多积德，夏候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一案时，未曾严刑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

　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

　《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

　“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

　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

　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

　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定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而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那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法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扳阵，使用这种阵法的劳而无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坂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得人心的缘故。黄帝曾说：‘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智谋的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运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周公告诫周成王说：

　“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邦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坏，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起，以后即位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样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

　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说：“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陈地。

　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元以复加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国灭掉。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南越传》上又说：“越国虽是不开化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又说：“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大史伯说：‘周王族多难多灾，我哪里逃得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赢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这是概括他讲些根本道理，并未讲得详尽具体。我曾试加研究，认为所谓命，那是自然的赋与，而德是命的根本。伟大的祖先虽然暗中保佑后代，那也是暖味玄远的。但国家兴亡、国运长短以德为准是正确的。德在过去，命定于现在。所以现在的定命，都是由于过去之德。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吗？命既然由德所决定，那么吉凶祸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于现在，圣贤，鬼神也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只有尽心尽力修德，为求得到好的命运啊！

　这就是关于命运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经》上说：“要穷究天下道理，尽自己之所能，来实现最好的命运。”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赵子评论说：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无疑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而不是由德决定，这就人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为样说呢？过去郑桓公问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后，哪个国家会兴盛起来？”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

　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时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由此说来，岂能说尧、舜有德无嗣呢？

　范晔又说：“西楚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士卒，尸体竟然满了濉河，至使河水为之不；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当时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漏。

　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这样回答：宋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为这是灾祸降临的征兆。于是问子韦有何办法攘除，子韦说：

　“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的时候，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范晔还说：“北方戎狄民族，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伦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做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所以发生动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安定。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佚，依恃法律条文之多，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戳、篡夺，甚至于夷灭宗族，源就在这里。戍狄则不然。君主用淳朴的道德来对待臣民，臣民则心怀忠诚信义来侍奉君主，这样治理全国就象一个人治理自身那样容易，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治理得这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如今晋朝建国以后，嫡长子没有兄弟们连城相助守卫，而兄弟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一大比一天厉害。卿宰没有被众人钦佩敬仰的高贵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杀戳、侮辱的灾祸每天都有。

　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正值多难之秋，专力讨伐英雄，杀戳豪杰，以便倾覆曹魏政权。屠戳之惨，不是诛杀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后来，皇室风俗yín，把廉全部丢尽了。天还未黑，便开始了昏天黑地的yín生活。放纵自己的情，个个不以浮放逸为，不以妒忌为恶。当媳妇的忤逆公婆，做子的凌丈夫。有杀戳妾媵的，有狎戏长辈或晚辈的，那种yín、凶恶、忤逆岂止是伦所能概括的。由此看来，晋朝之德行岂能胜过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鲜卑等民族侵扰华夏，便认为决定于命不决定于德，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