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
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
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
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
全，矢人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
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
，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
，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
。笔锐干将，墨含淳酖。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译文
《奏启》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三篇，以“奏”为主，论述“奏”、“启”两种文体。
本篇分“奏”、“启”两大部分。刘勰把“奏”分为两类来论述：第一段讲一般的奏文，有三个内容：一是“奏”的起源及其含意，二是秦、汉以来奏文写作的发展情况，三是写作奏文的基本要领。第二段专论“弹劾之奏”，有三个内容：一是弹奏和官职的关系，二是评论汉、晋期间的几家奏文，三是论述写弹奏的不良倾向，提出正确的写作态度和基本要求。第三段论“启”，兼及“谠言”、“封事”、“便宜”等和奏启有关的名目。
奏、启和前一篇所论章、表，后一篇所论议、对一样，都是帝制时期臣下对帝王的政治
文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大的。除了对研究古代文体略有参考意义外，其中论及的某些问题，对了解刘勰的思想还很值得注意。如刘勰特别重视弹劾官吏的奏文，对它进行了单独论述，大力强调弹奏的严峻有力“不畏强御”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一贯推崇儒家，本篇不仅讲到《诗》《礼》二经，儒家墨家，都有不当之处，甚至以孟子和墨子的互相谩骂，一概当做“躁言丑句”的典型而予以批评，这对儒家是颇为不恭的。他主张弹奏要“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也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独尊儒术。本篇尊孔光为“名儒”，反映了刘勰的偏见，范文澜已指出：“孔光虽名儒，
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这是对的。但刘勰在《程器》篇又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曾献媚董贤的孔光，在董贤死后却大讲其“回”，对这位孔子的后代，虽曰“名儒”，就成了无情的嘲讽。（一）
从前唐尧虞舜的臣下，向帝王陈述问题是用口头语言；秦汉时的官吏，给帝王的上书叫做“奏”陈述政事、提出典制礼仪、请示紧急重大的事件、弹劾罪恶和检举谬误的陈辞，都称之为“奏”所谓“奏”，就是进；就是陈述问题，下情上达。秦初开始用奏，但法家缺乏文采。如王绾等人的《议帝号》，文辞朴质而意义浅近；李斯的《上书言治骊山陵》，陈事
略而用意过直：其政治上缺少恩德，已明显地反映在当时的奏章中了。从汉代以后，奏事有时也叫上疏。博学的文人相继写作，特出的文采相当可观。如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言兵事疏》、匡衡的《奏徙南北郊》、王吉的《上宣帝疏言得失》、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谷永的《说成帝距绝祭祀方术》等，道理既讲的切实得当，文辞也通达畅。这就可说懂得奏章的要领了。东汉群贤，好的奏章也不断出现。杨秉在《因风灾上疏谏微行》中，直率地指出风灾由帝王而生；陈蕃在《谏封赏内宠疏》，对当时腐败的吏治表示十分愤恨：这都写得很有骨气。又如张衡在《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不合事》、《请绝图谶疏》等疏奏中，对不合史实的史书、宣扬迷信的图谶提出批评；蔡邕在《上封事陈政要七事》中，从维护朝廷纲纪上来逐一陈述：他们都写得渊博典雅。到了魏代，名臣的奏疏不断兴盛，如高堂隆的《星孛于大辰上疏》、黄观的《教学疏》、王朗的《奏宜节省》、甄毅的《奏请令尚书郎奏事处当》等，也是竭尽臣节而懂得治道的了。在晋代多灾多难的时期，刘颂的《除淮南相在郡上疏》，认真热情地陈述当时的政务；温峤以《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诚恳地要求不要耗费劳役：这都是体察国事的忠诚规劝。“奏”这种文体，应以公正忠诚为本，以明析通畅为首。要有坚强的意志来完成政务，广博的见识以穷达事理；参考古人来驾驭今事，抓住要害以处理繁杂：这就是“奏”的基本要领。（二）
至于揭发检举罪过的奏文，是用以严明法纪、廓清国政的。从前周代的太仆，就是负责纠正过失的官员；秦代的御史大夫，就是职掌法令条文的官吏；汉代设置御史中丞，则是主管弹劾罪过的监察官。所以，既然身为执法严厉的监察官，就应磨炼其气势，以求把弹奏写得像笔下生风、纸上结霜那样劲厉。读汉代孔光对董贤的弹奏，是如实列举其罪行；汉末路粹对孔融的奏本，却是捏造罪名。由此可见，在弹奏的写作上，名儒和险士的用心是大不相同的。至于西晋傅咸，为人刚劲正直，因此弹奏写得有力而深刻；东晋刘隗虽严峻正直，他的弹奏却写得有些
疏：这也是各有其不同的情志所致。后世的弹奏文，相互参酌，在不断运用中虽有新的发展，但和古代的基本格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可是，制造铠甲的工匠是为了使人安全，制造弓箭的工匠，却是希望使人受其伤害；弹奏是为了纠正罪恶，也就势必写得深刻严峻。《诗经》里面批判毁谤好人的谗人，说要把这种人投给豺狼虎豹；《礼记》中痛恨无礼的人，把他比作鹦鹉和猩猩。墨翟攻击儒家，称之为公羊和大猪；孟轲讥讽墨家，就比之为禽兽。《诗经》、《礼记》、儒家、墨家，尚且如此，严峻的弹奏之文，又怎能避免？所以，一般人写这种文章，都是竞相辱骂，吹求疵，尖刻得深透骨髓，甚至以谩骂为能，大都失于折中。如果开辟礼的大门和义的道路，就可以此为准则，对不通过“礼门”越墙而过的人，就砍他的手，不走“义路”而走小道的人，就断他的脚；何须用暴躁丑恶的言辞，以无理谩骂为工巧呢？所以，确立规范，衡量取舍，应以表达要义为主。必须做到说理有常规，用辞有法度，取法家的判断精神，用儒家的文辞采饰，不畏强暴的权势，使盛气流贯于笔墨之中；也不放任诡诈欺骗的人，使声势振动于竹简之外，这就可说是御史大夫的杰作，正直的壮举了。（三）
所谓“启”，就是开。商王武丁曾说“打开你的心窍，浇灌我的心灵”；“启”就是取这个意思。西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时期的奏启不用“启”这个名称。到魏代的笺表中，才开始用“启闻”，或者在奏事的最后说“谨启”晋代以后“启”的运用相当普遍，而兼有表奏的作用。在陈述政见、议论国事上“启”是“奏”的分支；在辞让封爵、感谢恩典方面“启”是“表”的枝干。奏启的写作，必须整饬得合于法度，紧缩音节，抓住要害，简明轻快，有一定的文采，但不能浮夸，这就是“启”的基本要领了。此外，因为表奏文有须要写得准确切实的特点，所以又称为“谠言”所谓“谠”，就是不偏。如果帝王之道有了偏颇，就不可能有广阔远大的气象；正因为是没有偏颇的话，所以叫做“谠言”汉代设置善音律的八能之士，向帝王秘密呈奏
变化；因为要用黑色袋子密封简板，所以又叫“封事”晁错向秦博士学习《尚书》回来后，向帝王陈述应办的事叫做上“便宜”后代的“便宜”，大都用密封呈奏，是为了保守机密。作为帝王的臣下，办事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上奏必须说直话，这都事实俱在，就没有必要多说了。（四）
总之，要整顿必讲直话的监察机构，以肃清政教风纪。奏启的写作，笔要如宝剑那样锐利，墨要像剧毒的鸩酒那样猛烈。虽应深入刺骨，但不要用谗言伤人。这样，用奏启来提供政见，陈述事宜，就一定能胜任其事。